战国为我国上古时代社会格局一大巨变的时期。这个巨大变化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宗法制的变化。战国时期新的统治者和贵族并没有废弃宗法制，而是将宗法制作为巩固自己地位的手段之一，将宗法制纳入于尊卑秩序之列。《荀子·礼记》篇谓：
    道及士大夫，所以别尊者事尊，卑者事卑，宜大者巨，宜小者小也。故有天下者事十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朋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一国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庙，所以别积厚，积厚者流泽广，积薄者流泽狭也。所谓事若干世，即为若干世的先祖建立宗庙。战国时期新兴的统治者所进行的重要工作之一就是废旧宗而立新宗，毁旧庙而新庙，并且按照尊卑制度强调“持手食者不得立宗庙”，将普通劳动者排斥于宗法系列之外。这样做的目的即在于巩固与和谐统治者内部关系，正如《荀子·乐论》所谓“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新的君臣关系也由此而蒙上一层宗法关系的轻柔之纱。
    可以肯定的是，战国时期宗法制度的影响有逐步削弱的趋势。孟子曾谓“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孟子·离娄》上），将宗庙的保有仅限于卿大夫阶层。《管子·轻重丁》篇载齐国“城阳大夫嬖宠被絺，鹅鹜含余秫，齐钟鼓之声，吹笙篪，同姓不入，伯叔父母远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饥而不得食”，不仅城阳大夫如此，齐国“大夫多并其财而不出，腐朽五谷而不散”，城阳大夫只不过是其典型而已。这与《晏子春秋》所载春秋后期晏婴庇护其宗族的情况已经大不相同。《管子·问》篇载：“问乡之贫人何族之别也？问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贫从昆弟者几何家？余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几何人？子弟以孝闻于乡里者几何人，身何事？余子父母存不养，而出离者几何人？”从这些问题里面可以看到当时社会上贫富分化已经相当明显，宗族内部的贫困者尚需“宗子”的帮助。在宗族内部，既有贵族显贵，又有贫穷者，《礼记·文王世子》谓“五庙之孙，祖庙未毁，虽为庶人，冠取妻必告”，从这里可以看出，宗族内部的有些成员，虽然与宗子的血缘关系并不太远，但已经沦为庶人。顾炎武谓“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三），此说虽然有些过分，但用来说明战国时期宗法、宗族情况与春秋时期的差别，还是有一定道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