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季，李鸿章出将入相几十年，不仅身系清王朝的兴衰，实际上也身系中华民族的存亡。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他响亮地提出“应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竭力筹谋近代国防，在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上留下了发人深省的篇章。
    自强自立的救国思想
    两次鸦片战争，中国均告败北。相比之下，中国封建文明与西方近代文明，孰优孰劣，已见分晓。弱肉强食本是生物界生存竞争的法则，然而在资本主义“征服”世界的特殊时期，亦被无情地运用到了人类社会。中国有几千年文明史，曾经那么强大，以致“万邦朝服”。但是，鸦片战争后，中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仁人志士必须重新申述继续生存下去的理由。
    李鸿章“以儒生而起家军旅”，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入世精神早已深入他的骨髓。当太平天国起义农民的鲜血染红了李鸿章的顶戴，成为拥有权势的封疆大吏的时候，他就挺身而生，治国平天下，力扶大厦于将倾。
    李鸿章认为“目前之患在内寇，长久之患在西人”，“西人恃其精锐，地球诸国无不往来”，中国的失败是“自然之气运，非人力所能禁遏”。近忧远虑、世界潮流均焦思熟虑于他的胸中。
    中国将向何处去？林则徐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魏源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李鸿章比前辈更具敏锐的目光和深刻的洞察力，决然提出了“能自强者尽可自立，若不自强则事不可知”的著名论断。
    在李鸿章看来，西方列强胆敢侵略中国，所恃者坚船利炮也，因此“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他反复强调“师其所能，夺其所恃”的重要性：“彼见我战守之具既多，外侮自可不作，此不战而屈人之计”；“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
    要解决“战守之具”问题，无非走两条路，一是向外国购买，二是自造。向外国购买，往往遭到列强刁难，或是“禁不出售”，或是“价值过昂”，容易为人所制。李鸿章决心走一条自造之路，认定“机器制造一事，为今日御侮之资，自强之本”。
    当时的中国，堕性深重，象李鸿章这样头脑清醒的封建士大夫毕竟不多。他力排“无事则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能学”的反对派的干扰，毅然发起“洋务运动”；创办、接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重要军事工业，大大改善了中国军队的装备，缩短了军事上与西方列强之间的距离，开导了中国国防近代化建设的先河。
    在创办军事工业的同时，李鸿章着手组建、训练新式陆、海军。1862年4月，他进军上海后，即令淮军向洋兵学习新式枪炮、阵法，使淮军的实力和军事技术迅速提高，成为维护清王朝统治和抗击外来侵略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历代戌边，多在西北，而鸦片战争后，入侵之敌多从海口入。因此，李鸿章特别注重海防建设。他苦心经营，历时20-30年，先造后买，终于建成了一支亚洲最为强大的海军--北洋海军。
    在经济技术落后的中国，创办近代军事工业从机器设备、原料燃料到技术人员都不能不依赖外国。李鸿章从自强自立的愿望出发，一方面强调“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另一方面把“洋务运动”推进到“富强相因”阶段，大力兴办近代工矿交通事业、培养新式技术人才。
    根据创办军事工业的实践，并考诸“古今国势”，李鸿章深刻地认识到“船炮机器之用，非铁不成，非煤不济”，“惟中国积弱由于患贫”，“欲自强必先裕饷”，“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在他的主持和支持下，洋务派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共创办了20多个民用企业，奠定了中国工业近代化的基础，其中象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天津电报局、上海机器织布局、唐山--胥名庄铁路等荦荦大者，无不与李鸿章的名字历史性地联系在一起。
    李鸿章还把“造就人才”视为“中国自强根本”，“目前当务之急”。他奏请朝廷：变通“考试功令”，“另开洋务进取一格，以资造就洋务人才”；设立：“洋学局”，分科学习，所学如有成效，“与正途出身无异”。他重视教育，在派遣留学生，开设新式学校，培养造就科技人才方面作出了先驱性的巨大贡献。
    由上观之，李鸿章自强自立的救国思想，由表及里，极大地深化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并难能可贵地被付诸于行动，这正是他一生最为值得称道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