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肇始于先秦时期。其中，最突出的标志，就是观念世界中"天道"与"人事"的分离以及后者对前者的胜利。前者是萌发于原始时期的一种原生的文化形态，后者则是先民们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生的文化形态。两者之间的冲突和交汇，以及后者对前者的覆盖和替代，便构成了先秦时代中国文化建构运动的主题。而其冲突和交汇的契机，便是史官文化的切入，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原始"天道"观念的侵蚀和对"人事"世界的拓展。正是在史官文化的浸润下，特别是在由史官文化所催生的历史意识的激荡下，先秦诸子百家在从事中国文化的最初建构时，都毫无例外地打上了历史性的烙印，而这些后来也都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基调或神髓。因此，探究先秦史官文化的渊源流变，对于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建构，揭示中国传统史学的精神，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沟通天人：史官文化的原生形态
    所谓"史官文化"，是指先秦时期以史官为代表的早期知识人士所创造出来的那种文化形态，它是从比较文化史的角度而概括出来的一种文化现象。这种文化的基本特点是"求实"和"明德"，而其主要精神则在于对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的自觉承传①。以下将重点阐述史官文化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②。
    清代史学大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易教上》中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六经"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的渊薮，它们是否都属于史学的范畴，这里姑且不论；但是，中国古代的学术总汇于"史"，确是一个十分突出的文化现象。近人刘师培《左盦外集》卷八《古学出于史官论》及《补古学出于史官论》两文，对此论述颇详。他说：
    史也者，掌一代之学者也。……吾观古代之初，学术铨明，实史之绩。……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汇。
    三代之时，称天而治。天事人事，相为表里。天人之学，史实司之。
    根据刘师培的考证，先秦时代，不仅儒家的"六艺"出于史官之手，即便是后来的九流百家乃至术数方技之学，也无不源于史官。那么，这种统摄万殊并成为古代学术之总汇的史官文化，其自身的文化渊源又在哪里呢？
    晚清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对古代史官的文化渊源作过系统的考镜。其《訄书·清儒》云：
    六艺，史也。上古以史为天官，其记录有近于神话。《宗教学概论》曰："古者祭司皆僧侣。其祭祀率有定时。故因岁时之计算，而兴天文之观测。至于法律组织，亦因测定岁时，以施命令。是在僧侣，则为历算之根本教权。因掌历数，于是掌纪年、历史之纪录之属。如犹太《列王纪略》、《民数纪略》，并列入圣书中。日本忌部氏亦掌古记录。印度之《富兰那》，即纪年书也。且僧侣兼司教育，故学术多出其口。或称造神，则以研究天然为天然科学所自始；或因神衹以立传记，或说宇宙始终以定教旨。斯其流浸繁矣"。案：此则古史多出神官，中外一也。
    又《訄书·衰清史》附《中国通史略例》云："史职范围，今昔各异，以是史体变迁，亦各殊状。上古瞽史巫祝，事守相近。……故作史必详神话。"章氏"古史多出神官"的论断，是从宗教学的角度来立论的。今按诸有关古代文献，再为这一论断提供一些佐证。《周易·异卦》云："用史巫纷若。"又《国语·楚语下》记载："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不论是"史巫"并举，还是"巫史"连称，都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远古之时，史与巫渊源互接，史官文化发源于巫官文化，或者说前者是对后者的伸延和发展。
    正是因为史出于巫，故而，直到春秋之时，史官依然身兼巫官的职事。清人汪中曾根据《左传》的有关记载，对此作过系统的梳理。其《述学·左氏春秋释疑》云：
    楚公子弃疾灭陈，史赵以为岁在析木之津，犹得复由。吴始用师于越，史墨以为越得岁而吴伐之，必受其凶。然则史固司天矣。有神降于莘，惠王问诸内史过，过请以物享焉。狄人囚史华龙骨与礼孔，二人曰："我太史也，实掌其祭。"然则史固司鬼矣。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襄公问吉凶于周内史叔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三日，楚子使问诸周太史。然则史固司灾祥矣。陈敬仲之生，周太史有以《周易》见陈侯者，陈侯使筮之。韩起观书于太史，见《易》象。孔成子筮之君，以示史朝。然则史固司卜筮矣。
    从"司天"、"司鬼神"到"司灾祥"、"司卜筮"，这些原本都是以巫为代表的"神官"之职责范围，现在全由史官越俎代庖了。这一方面固然反映了春秋时代巫官的失势，另一方面也隐约地涵盖了史官脱胎于巫官的文化渊源。
    如果我们追本溯源，再探究史源于巫的具体过程，那么，则必须从史字的构形以及它在文字初创时期的含义和用法等方面入手。
    史字，甲骨文第一、第二期作{K14101.JPG}形，第一期晚期的一种刻辞和第三期以后均作{K14101.JPG}形。亦有稍变作{K14102.JPG}、{K14101.JPG}、{K14103.JPG}形者，但不太常见。第五期有作{K14104.JPG}形者，乃为祭祀专用字。此字隶定为史或吏或事，三者本为一字，这是学术界所公认的。
    问题在于，对该字的构形以及早期的含义和用法，古文字学家们持论不一。有谓掌文书者为史③，有以藏书、作书和读书者为史④，也有把史释为拿着笔向着对面写字⑤，等等。以上诸说，虽然结论各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没有摆脱许慎"史，记事者也"的旧说，把史字的原义释为史官。王国维还据此进一步推断，古之职官均由史出。《观堂集林》卷六《释史》云："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把史字的本义与史官等同起来，并由此而推断"古之官名，多由史出"⑥，这实在是一种本末倒置之论。此说不仅不符合上古职官起源的史实，而且也有悖于古人造字的用心。要知道，古人造字，前人称"近取诸身，远取诸物"⑦。即便是于物所取，大抵也是根据与其自身日常生活十分贴近的事物来立象尽意的。因此，把史字的本义，训为后世史官之史，显然是不妥贴的。
    根据古文字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史字的本意应该是事物之事，殷墟甲骨文中的史字，大部分都是事字的意思⑧。将史字的本义训为事，史官之史亦由职事之事所分化而来，则"古之官名，多由史出"，应改为"古之官名，多由事出"，即由职事分化而来。这样的解释，与上古因事设官的史实也颇为吻合。
    史字的本义既为职事之事，则史源于巫便不难理解。因为早在上古未化之时，人类的头等大事便是借狩猎以获得生存的必需品。后来，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的头等大事已不再是借狩猎以获取温饱，而是御敌和祭祀，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是也。
    这里，祀事与戎事都是由巫官一手操纵的。他们既掌握了"祀与戎"，因而也就左右着"国之大事"。
    由于政教事务的日益繁杂化，以巫祝为代表的神官已无法一手包揽所有事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巫官的职事发生变化，并由此而衍化、分流成众多的职官，后来的史官之史，也是这一分化过程的产物。
    当然，由巫官经分流而演变为史官，是一个漫长而又复杂的过程。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一分化的详细过程，今天已难以确考。但是，可以肯定，这一过程的最后完成是在商代。因为殷墟甲骨文中的史字，虽然大多具有事义，但也有一部分与史官之史有关。董作宾《殷墟文字甲编》三五三六片云："贞：{K14105.JPG}大史夾（？）令；"《殷墟文字乙编》四五三六片云："西史旨其有祸；"同书四六九五片云："贞：{K14105.JPG}弘令从上史克。"又，许进雄《明义士收藏商代甲骨》二七一八片云："{K14105.JPG}介令……{K14105.JPG}小史。"
    根据古文字学家的研究，殷商甲骨刻辞中，举凡有"史人于某（地）"格式者，其"史人"应释读为"使人"，史在这里为动词；而有"某史"字样者，则为职官之名。由此看来，上述甲骨文中的"大史"、"西史"、"上史"、"小史"等，应该是史官的名称。
    史官之史虽然出现于殷代，但此时史官之职掌，与后世之史官却有着天壤之别。殷墟甲骨文虽然没有明确记载当时史官的具体职事；但是，从其有关片语只言中，依然可以看到殷代史职的大致轮廓。如前引甲骨文中的"西史旨其有祸"一句，显然表明当时的史官具有预测祸福的职能。又，罗振玉《殷墟书契续编》卷二片三云："丁酉，史其{K14106.JPG}告（于）南室？"这里的史，显然又是主持祭祀之官。总而言之，由于史官由巫官分化而来，则其最初的职责必然与巫官的诸多职事有关。故而，晚至春秋时代，史官依然具有"司天"、"司鬼神"、"司灾祥"、"司卜筮"的职能。这些显然都是巫官文化特质的孑遗。巫官文化既以沟通天人为能事，那么，源于巫官文化的史官文化，其最初的功能显然也只能是交通天人，以"天事"参"人事"。这就是史官文化的原生形态。
    二、"史，记事者也"：史官文化的次生形态
    史官之职虽然产生于殷代，但此时的史官由于刚刚脱胎于巫祝之官，故而尚不具有后世"史，记事者也"的功能。尽管在有关古代文献中，往往把掌有藏书、作书、读书之职能的史官，上溯得非常久远，如所谓"盖史之建官，其来尚矣。昔轩辕受命，仓颉、沮诵实居其职"⑨，又如所谓"史官肇自黄帝有之，自后显者，夏太史终古，商太史高势"⑩，等等；但是，这些显然都是后人根据当时的史官职掌而对上古所作的推测，并不一定实有其事。清人崔述对此论述颇详，其《考信录提要》卷下《补上古考信录》云：
    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后之儒者皆遵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典籍之兴，必有其渐。仓颉始制文字；至于大挠，然后作甲子以纪日；至于羲、和，然后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
    从现有的文献材料来看，职掌藏书、作书和读书之责的史官，出现于周代。《周礼》卷一《天官·冢宰》云：
    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则，以逆都鄙之治……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一曰爵，二曰禄，三曰废，四曰置，五曰杀，六曰生，七曰予，八曰夺……外史：掌书外令，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賛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
    在周代的史官制度中，除上述诸史之外，尚有以左史、右史名之者。如《祀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其实，所谓左史，也就是内史，而右史则是大史（太史）。这一点，清人黄以周考证甚详。其《礼书通故》卷三十四云："《大戴礼·盛德》篇：内史、太史（即大史--引者），左右手也。谓内史居左，太史居右。《觐礼》曰：太史是右。是其证也。古官尊左，内史，中大夫，尊，故内史左，太史右。
    在西周之时，不仅中央政府设有史官，而且各诸侯国也都备有史职。据《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文公）十三年（公元前753年），初有史以纪事。 民多化者。"公元前753年，秦国还十分弱小，但已有史官的设置。 在一些较早分封的诸侯国中，类似的史职肯定早已存在。据《左传》记载，当时齐、卫、晋、鲁、郑各国均有太史（大史），晋、楚、秦等国则有左史或史；此外，鲁国又有外史，齐国还有南史，等等。这些虽然都是春秋时代的情况，但结合前引《史记·秦本纪》中的记载，则西周时各诸侯国均设有史官，当是无容置疑的事实。尽管各封国内史官的名称不尽相同，但是其职掌却是互通的。一般说来，他们的职责包括占卜、记录宫廷事件以及保存政府档案等（11）。
    值得注意的是，与殷代的史官相比，周代史官的职掌却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由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12）的总体文化氛围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刚刚脱胎于神官巫祝，从而使得商代的史官在总体上依然以神官的面目而出现，并以沟通天人为其职责。但是，到了西周，情况则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众所周知，周族与殷族是两个不同的种族，两者的文化精神也是大相异趣的。据《礼记·表记》记载："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这与"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尽管《礼记》的记载，可能包含了后世正统儒家"亲周"的思想成分；但是，其所反映出的商、周文化精神的差异，还是有其它文献可以印证的。如《尚书·康诰》云："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小人难保……惟命不于常。"同书《君奭》云："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德延。"又，同书《蔡仲之命》云："天命靡常……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如果说殷人的精神信仰完全维系在虚玄的天界；那么，周人的精神寄托却已牢固地伸延到人世间的土壤。在周人看来，殷人举措必问的天、帝、神，都是靠不住的。那么，他们所依靠的又是什么呢？《周书·文侯之命》云："追孝于前文人"。《追簋》云："用享孝于前文人。"《兮伯簋》云："用追孝于皇考巳伯。"《仲{K14107.JPG}父盨》云："用享用孝于皇祖文考"。《邢侯簋》云："克奔走上帝无终，令于有周追考。"显而易见，在周人的心目中，可以依靠和信赖的，唯有自己的皇祖、文考。这样，人们也就用不着花费心思到天、帝、神那里去左占右卜了，只要能够追孝、崇拜自己的先祖，生死便有所寄托，希望就可以实现，目的也可以达到。
    由此看来，周武王伐商，不仅实现了商周政权的交替，而且还推动了商文化与周文化的冲突与交汇。正是在这一冲突与交汇的过程中，萌生于定居农业时代的祖先崇拜（13），在西周时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由此而形成了一整套严密的宗庙祭祀制度。于是，原有的上帝崇拜、天神信仰也只好退居其次，并日益受到冷落和寂寞。
    在这一总体的文化氛围中，西周的史官开始撕破殷商以来那种天官、神官的神秘面纱，把目光凝聚到人世间的生生死死之上。据《周礼》卷六《春官·宗伯下》记载：
    大史……大祭祀，与执事卜日。戒及宿之日，与群执事读礼书而协事。祭之日，执书以次常位，辨事者考焉，不信者诛之……大丧，执法以莅劝防，遣之日，读诔，凡丧事考焉。小丧，赐谥。……小史……大祭祀，读礼法，史以书叙昭穆之俎簋……卿大夫之丧，赐谥读诔。……内史……执国法及国令之式，以考政事，以逆会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