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2年，中国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梁启超发表了划时代的思想巨著《新史学》。他高举起"史界革命"的大旗，批判旧史学，提倡新史学，宣告了中国近代史学的诞生。历史往往有惊人的巧合。10年之后，另一部同名的史学名著在大洋彼岸的美国问世，作者是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詹姆斯·鲁宾逊。在这部《新史学》中，也提出要以新史学来取代旧史学，从此在美国形成了一个"新史学"学派。又一个10年过去，美国的这部《新史学》经留美归来的中国学者何炳松介绍、翻译到国内，在中国历史学界又一次掀起了"新史学"的冲击波。在不同国度里产生的这两部著作之间竟有着如此令人惊异的共同之处：在几乎相同的时间问世，有着完全一样的书名和表面上大致相同的根本主张，并且又都对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学产生过重要的影响。这一切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这些相同处是怎样产生的？是巧合还是历史的必然？抑或是两位作者"心有灵犀一点通"呢？这些都有待于全面地对两著进行比较研究才能得出结论。已有学者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索，指出这两部著作不仅书名相同，而且主张相同：都提出"史学革命"的口号，对以往旧史学展开了批判；都主张要拓宽历史学的内容；都力图以进化论观点来重新研究历史；都重视历史学的垂训功用，等等。结论是两著的共同之处是主要的。①还有些学者也认为梁启超的《新史学》是与西方新史学理论相同的史学理论著作。本文则是要在这两部表层相同的著作里，探索其间深层的差异。
    一时代与个人：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个人身份
    任何一种思想或学术的产生，都有一定的时代背景。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和西方的传统史学恰巧都面临着困境。同时，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在欧洲大陆兴起的"新史学"思潮不仅传入中国，也由在欧洲留学的鲁宾逊带到了美国。由于这些共同的联系，所以在这两个远隔大洋的国家里几乎同时出现了这两部《新史学》，这一奇特现象也就不难解释了。然而，如果进一步比较两国的社会政治背景及作者的个人身份等特殊的具体条件，就可以发现根本性的差异。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正处于新旧制度转变的时期，鸦片战争以后的内乱外患使社会陷入了极度的动乱和困苦之中，从而充分暴露了社会政治制度的落后性和腐朽性。在当时，不改变旧制度中国就难以摆脱民族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但是，近代的中国没有一个强大的新兴阶级可以担负起改造社会的重任，一大批知识分子却由于大量接触了西方文化和政治思想而走到了社会的前头，领导着社会政治运动。中国知识分子早就有用学术以"经世"的传统，而在近代，知识分子因对西方新文化的迅速和大量的吸取，形成对西方制度的高度理想化认识和对中国传统政治及文化的极端鄙视、痛恨，更加深了他们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强烈政治责任感。但由于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不是在本国社会历史基础上自然发展而来的，而是受西方文化刺激后产生的，所以政治变革的过程与西方社会相比，异常地艰巨和漫长。再加上用来指导社会变革运动的政治思想是从外来文化中总结出来的，与中国固有的文化相差太远，这迫使近代知识分子要利用一切手段（其中包括学术的手段）对全社会大力进行政治宣传和启蒙教育，批判旧制度与旧文化，宣传西方制度的优越性，这就使近代中国的学术文化与政治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许多知识分子在近代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常具有学者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有人以政治家为主，有人以学者为主。虽然各人介入政治的程度有所不同，但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命运都要关心或投身政治，同时为了政治需要也常常借助于学术。梁启超在近代中国恰恰是一个以政治家为主，兼为学者的典型。尤其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他的身份主要是政治家，是中国政治舞台上一位重要的人物。直到1918年他宣布脱离实际政治，以后专心于研究、著述、讲学，始成为一名纯粹的学者。作为政治家的梁启超在进行实际政治活动的同时，常从政治需要出发进行学术活动。《新史学》就是他政治需要的产物。在《新史学》第一章他就表明自己发起史界革命的目的是为了救国，以"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梁启超建立新史学的起点不是出于个人对史学的兴趣，也不是从学术研究中探索出建立新史学的理论和方法，用以改造旧史学，而是为政治运动制造思想、舆论准备。他认为旧史学是旧政治的附属品和工具，与旧政治一起造成了中华民族的衰败。所以他把批判旧史学，提倡新史学当做救国的头等大事："呜呼，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之著，吾岂好异哉，吾不得已也。"②
    美国《新史学》的政治、文化背景却大不相同。早在18世纪美国就已完成了集民族独立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为一体的新旧制度转换。20世纪初，美国经济飞速发展，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工业大国之一。在国家强盛、社会制度优越等各方面它都远远超过了同时期的中国。这时包括历史学在内的美国文化的基调主要是民族自信心和对社会制度的乐观主义态度，与中国文化中那种要救国民于水火之中的强烈政治要求恰成鲜明的对比。不过，无论当时美国是否完成新旧制度的转变，都不需要利用学术做为政治的工具。因为美国的社会制度是在英国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发展建立的，没有封建专制制度的束缚。所以美国的社会变革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然而然实现的，政治革命本身十分顺利和短暂，不需经历近代中国那样艰苦而漫长的政治运动。在美国领导社会变革的是从新兴资产阶级中产生的政治活动家、军事家，而不是知识分子。他们不是根据某种高深、抽象的政治理论去创建新制度，而是带领着社会成员去保护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权利，使之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束缚以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美国社会的独特发展道路使得美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务实性和物质性特点。人们对抽象政治理论并不感兴趣，而集中关注于具体社会的和经济的目标，所以美国社会的政治运动不象中国的那样充满政治理论的宣传。再加上革命以后民主制度日益完善，新闻自由不断扩大，也使美国人无需利用历史学等学术来做政治文章。这一切因素使得美国的学术文化与政治保持了相当的独立性，也使学者参与实际政治的程度远远低于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至于鲁宾逊本人就更是一位纯粹的学者了。这位美国新史学的倡导者毕业于著名的哈佛大学，又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并于1929年被选为美国历史协会主席。他一生都在高等学术机构中从事研究和著述。鲁宾逊从事历史学完全是出于个人的兴趣和对历史学事业的理想追求。他说："历史学家的事业是如此迷人，是如此错综，以致它无疑会使历史学家逐步地专心致志于历史研究。"③他还说历史学家的理想是崇高的、令人感悟的，历史学家应具有充分的想象力和表达力，等等。不仅鲁宾逊，整个西方新史学的产生和发展也是由于西方众多历史学家不满足于传统历史学的狭窄领域，开始对更广阔的历史范围产生浓厚的兴趣。鲁宾逊的弟子巴恩斯在《论新史学》中就强调新史学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历史学家对广泛研究领域具有"浓厚的兴趣"和"欣赏的眼光"。这与近代中国学者从沉重的政治责任感出发去从事学术大相径庭。鲁宾逊建立新史学的起点是个人兴趣支配下的学术研究。他是在日常历史研究工作中，感到了旧史学方法的不足，自己探索出新的史学方法，然后用这种方法去重新研究历史，从而拓宽了历史学的领域。
    总之，中国的《新史学》是在一个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社会文化环境中，由一位重要政治活动家创造，用来推动社会变革的政治宣传武器，而美国的《新史学》却是在一个很少政治气氛的文化环境中，由一位纯粹的学者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的学科性成果。不同时代背景和个人条件使得两部《新史学》在根本观点和方法上存在较大的差异。
    二政治与学术：对传统史学不同性质的批判
    两部《新史学》都以批判传统史学为首要任务，但他们批判的性质却大不相同。在梁启超的批判中，政治性质占主导地位。这首先表现在批判对象集中于传统史学中的政治因素。在第一章中，他总结传统史学有四病，这四病都与君主专制制度密切相关。他批判旧史为专制君主的家天下张目，"认历史为朝廷所专有物"，忽视国家利益和民族进化，从而造成专制政体日益发达，民风日败。在后三章中他又批判了维护君主专制的正统观念。他要追究传统史学为旧政治服务，对国家和民族造成极大危害的政治责任，还进一步声讨旧史家的种种罪行：使中国国家思想不兴，使我国民群力、群智、群德永不发生，煽动民族奴隶根性等等。他严厉斥责道：对这一切，"数千年之史家，岂能辞其咎耶！"梁启超对旧史学采取了全盘否定的政治性批判，所用语言也是充满感情色彩的激烈政论语言。他以当时的政治标准过分要求传统史学，把造成中国落后、民族衰败这样重大的政治责任推到旧史学和旧史家身上。这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恰恰由于他当时是以政治家的态度对待传统史学。在他做为纯粹学者时所写的《中国历史研究法》（1921年）中，才较客观地作出了评价："此类之史，在前代或为其所甚需要，非此无以保社会之结合均衡，而吾族或早已溃灭。虽然，此种需要，在今日早已过去，而保存之则惟增其毒。"④但在写《新史学》时，帝制尚未推翻，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是他从政治上批判，改造专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他不仅不可能用学术的眼光冷静地分析传统史学，反而要夸大传统史学的政治弊病。这使他的批判大大超出了历史学的范围。他在《新史学》中常常超越历史学去论政治，用西方民主制度批判中国专制制度，用西方民权思想批判中国正统君主观念。在《论正统》一节中他就指出：正统应该是在国非在君，在众人非在一人，强调中国两千多年没有一个皇朝算得上正统，而只有西方民主制才堪称是正统。这些态度鲜明的政治批判充满了《新史学》，使它看上去更象是一部政治理论著作。
    鲁宾逊也着重批判传统史学只注重政治史的倾向，但其批判性质却不是政治的。他分析传统史学以政治史为主的原因纯粹是学术的："政治史是最古的，最明显的和最容易写的一种历史。"同时鲁宾逊又充分肯定政治史的重要性与合理性："国家这样东西，是人类的最伟大的和最重要的社会组织"，所以传统史学家把政治史看成是真正的历史。⑤鲁宾逊并不反对政治史本身，只是反对在政治史研究中因过分关注无关紧要的琐碎事实而忽视了更重要的历史事实。他总结出传统史学的三个通病是：1.随便罗列人名、地名，不能激起读者的兴趣；2.不讲别的重要事情，专偏重政治事实；3.好叙述非常特殊的事件，失去了历史的眼光。⑥这三病不是中国旧史学四病那种政治弊端，而只是不利于全面认识历史的学术上的不足。所以鲁宾逊并不用偏激的语言苛责传统史学家，他用分析史实的方法纠正传统史学的过时观念，并在充分肯定传统史学家成就的前提下，指出他们的不足。不同的批判产生了不同的结果。梁启超因缺乏对传统史学术研究，过于简单地否定传统史学而未能充分认识其价值，这对于改造旧史学，建设新史学造成了极大障碍。有时他又不自觉地沿用了传统史学的陈旧理论，而这些理论恰恰又是他政治批判对象的史学理论基础。鲁宾逊的《新史学》因为运用学术性批判，能够摒弃传统史学中过时的理论和方法，继承其中有益的成果，因此对新史学有实质性的促进。
    三沿袭与创新：对历史学作用的不同理解
    要创立一种新史学，意味着创立者对历史学的作用寄予了较高的期望。不过，由于梁启超和鲁宾逊创立新史学的目的不同，他们对历史学作用就有根本不同的认识。梁启超以政治家的眼光认识和期待历史学，赋予它救国救民的重要政治功能。他说历史学是"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他要使历史学成为对于全国亿万人民--无论男女老幼、智愚贤不肖--都急需以至"视之如渴饮饥食"的事业。用新史学"激励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⑦把历史学的地位和作用提得如此之高，这在历史上是少有的。其原因有两点：一。梁启超批判传统史学为旧政治制度服务，触及到的仅是旧史学的表层，并没有深刻地认识到旧史学的诸种本质特征。这表现在他继承了古代皇帝、官僚关于传统史学的垂训观念。古代的皇帝和官僚十分重视史学对政治的垂训作用。正如宋神宗在《资治通鉴序》中所说："《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王，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这种观念实质上是让史学成为政治的工具，使后代君臣从史书中借鉴往事，以资于统治之道。正是由于皇帝、官僚的政治需要产生了史学要为政治垂训的观念，从而导致史学的政治功能在史学的各个方面起着支配作用，这正是旧史学的重要本质特征之一。梁启超反对的只是历史学垂训为旧政治服务，但对于历史学垂训作用的社会功能持肯定态度，要求历史学为国民垂训。可见梁启超对旧史学的批判虽然十分激烈，在政治观上也很进步，但在深层的理论和学术上却是对旧史学精神的继承和发扬。第二个原因是，梁启超要建立中国的新史学，需要借鉴西方史学。但是他以政治家的眼光功利性地理解西方史学的成就和意义，不自觉地夸大了西方史学对民族强盛所起的推动作用。他多次盛赞"泰西良史"对民主制度、民权理论和民族精神的记载、宣传，表明他注重西方史学对民族、对社会的政治功能。因此他简单地把西方文明的进步归结为历史学起了重要作用。他说："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这种表面化的简单认识妨碍他对西方新史学理论的全面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