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方法是适应人类科学研究由无机界进入有机界的需要而产生的。近代科学研究从低级的、简单的形式开始，逐步向高级的、复杂的形式发展。因此，最初发展起来的是力学、物理学、化学等无机领域的科学研究，当时产生的以解剖式的分析为主的研究方法，曾在科学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作用，而当科学研究的对象进入更高级的有机领域--生物界和人类社会以后，传统的分析方法便显露出不足。于是，以整体研究为基本特征的系统方法便应动而生。现代系统方法是沿着生物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条线索向前发展的。社会科学中的系统方法，主要在经济学、社会学、管理科学等学科中首先产生和发展，对此作出巨大贡献的学者，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马克思、恩格斯，以及本世纪的布哈林、苏联经济学家列昂节夫和美国经济学家K·保尔丁等。在生物学领域，则可以追溯到达尔文。 他首先创造并运用综合的整体的方法，提出了生物进化论，但19世纪的生物学研究仍充满着大量的机械论方法，故到本世纪30年代，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开始了一般系统的研究，以进一步发展自然科学领域的系统方法，但在当时也没有引起科学界的很大注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贝塔朗菲创立的一般系统论才引起科学界的广泛重视。与此同时，产生了由维纳创立的控制论和主要由申农创立的信息论。于是在40年代，"系统"这个概念便在西方进入了广泛的科学技术研究领域。现代自然科学由对自然界统一体的各个侧面的研究，发展到对物质世界的普遍联系及其整体性的研究。60年代，美国、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相继出现了"系统热"，涌现了大量的系统研究学术机构和学术团体，出版了大量的系统科学论著。到70年代，又出现了普利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哈肯的协同学和艾肯的超循环理论，从而为系统科学奠定了更为坚实的数理基础。
    1976年，我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从1978年开始，在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倡导和推动下，系统科学首先在我国自然科学界获得发展，并很快波及哲学、文艺学和许多社会科学领域。系统方法被引进到我国历史科学领域，则在80年代之初。由于系统科学和系统方法引入我国，首先是从自然科学领域开始，而后波及哲学、文艺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于是给了人们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系统方法完全是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的产物，尔后才被引入包括史学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系统方法之从社会科学领域产生的一条线索则被忽略了。这种认识的产生，尽管有一定的历史理由，却是有欠全面的。当然，也有少数学者注意到系统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产生与发展这条线索，并对此作了初步的检讨。这篇文章则主要介绍近年来系统方法在我国史学中的运用及其有关的问题。
    一、系统方法的涵义及其基本原则
    国内外学者关于系统方法的定义，数以百计，这里没有必要过多介绍，只选择介绍国内几种有代表性的见解。而这些见解所说明的系统方法原则，对史学界引进系统方法又有着较多的启示。
    钱学森把系统科学分为三个台阶：系统工程、系统技术科学、系统基础科学即系统学。他主张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三论归一，统称系统论。而系统论则是系统科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桥梁，它是对整个系统科学成果的概括，将构成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显然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①
    关于系统方法的涵义，魏宏森认为："所谓系统方法，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系统性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的一种方法。即从系统的观点出发，始终着重从整体与部分（要素）之间，整体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制约的关系中综合地、精确地考察对象，以达到最佳地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它的显著特点是整体性、综合性、最佳化。""整体性是系统方法的基本出发点，它把整体作为研究对象，认为世界上各种对象、事件、过程都不是杂乱无章的偶然的堆积，而是一个合乎规律的由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这一整体的性质和规律，只存在于组成其各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之中，而各组成部分孤立的特征和活动总和，不能反映整体的特征和活动方式。因此它不要求人们象以前那样，事先把对象分成几部分然后再综合起来，而是把对象作为整体对待，从整体与部分相互依赖、相互结合、相互制约的关系中揭示系统的特征和运动规律。""综合性是系统方法的又一个特点，它有两重含义：一方面它认为任何整体（系统）都是这些或那些要素为特定目的而组成的综合体；另一方面它要求对任一对象的研究，都必须从它的成分、结构功能、相互联系方式、历史发展等方面综合的系统考察"。"最佳化则是运用系统方法能达到的目标，这一点是任何传统方法所不能做到的。它可以根据需要和可能为系统定量地确定出最优目标，并运用最新技术手段和处理方法把整个系统逐阶分级，分成不同等级、层次结构，在动态中协调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使部分的功能和目标服从系统总体的最佳目标，以达到总体最佳。""从以上三个特点的分析中可以看到，系统方法是一种立足整体、统筹全局，使整体与部分辩证地统一起来的科学方法，它将分析和综合有机地结合并运用数学语言定量地、精确地描述对象的运动状态和规律。"②
    王兴成在《系统方法初探》中提出："系统方法是系统地研究和处理有关对象的整体联系的一般科学方法论。系统方法在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运用系统理论，为研究和设计各种系统对象提出基本的原则，作为科学方法的入门和向导，引导人们有效地解决各种课题。"系统方法的基本原则如下："一、整体性原则"。"整体大于各孤立部分的总和，这是贝塔朗菲关于组成系统的著名定律。""二、相互联系的原则"。"人们在客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取得巨大进展，使各种事物、现象和过程的本质联系逐步显现出来，整体各部分相互联系的研究已经被提到了首位"。"三、有序性原则。"系统的有序性是系统的有机联系的反映。对系统的有序性的研究，开辟了发现规律的途径。"四、动态原则"。我们不仅要研究各种系统发展变化的方向和趋势、活动的速度和方式，而且要探索它们发展变化的动力、原因和规律，从而主动驾驭这些系统，使之造福于人类。
    二、系统科学方法能否用于历史研究
    最先把从现代自然科学中发展出的系统论、控制论理论和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是金观涛和刘青峰。他们在70年代末开始这一尝试性研究，并于80年代初发表。这就是刊载于《贵阳师院学报》1980年第1、2期的《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文（后改题为《历史的沉思》）。其后，他们在此文的基础上扩展成《兴盛与危机》一书，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4月出版。后又将《兴盛与危机》压缩成《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小册子，由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出版。 于是，系统方法主要是以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的形式，而引起史学界的密切关注。
    对于系统科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应该而且可以运用，一种则主张持谨慎的态度。
    金观涛等的文章发表后，既有人赞同、也有人批评。金观涛发表《系统论、控制论可以成为历史研究者的工具》一文，强调说："过去历史研究的方法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运用'单纯因果分析'和'归纳法'的阶段。这种方法虽然取得了很大成果，但在进行整体研究，特别是剖析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互为因果的历史现象时，就会发生困难。""我们认为，把控制论、系统论研究方法引用到历史研究中来有助于克服上述困难。可以说，系统论、控制论是二十世纪以通讯、自动化和计算机为代表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产物，它们一反长期来把事物看作孤立的因果系列和分离开来处理的机械模式，为研究互为因果的复杂过程提供了理论方法。"③金观涛的意见表明，他对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基本估价是不准确的。另则值得注意的是，他主张引进历史学界的是控制论、系统论的各层次方法，还包括理论结论。这里便预伏下他和史学界很多学者的分歧。
    就系统科学方法而言，参与这个领域探究的相当多学者，是主张可以将它引进历史研究领域的。
    在1982年6月太原召开的中国封建主义研究方法讨论会上， "与会者基本同意这样的见解，即可以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或者说以马克思主义为主体，采用各种方法，包括自然科学方法从事对中国封建主义的研究。自然科学理论上升为哲学之后，也可以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具体到控制论、系统论方法，"有的同志认为，控制论、系统论等方法，可以用于历史研究。因为社会是一个有机体，也就是控制论所谓的自组系统。应该把社会看作一个整体，研究其内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部分间的相互关系、作用，研究其作为一个整体是如何运动的。此外，还应研究社会这一有机体同它的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及作用。这同控制论的思想方法是一致的。所以，用控制论、系统论等方法研究历史，也是理所当然的。"④
    在1985年4 月上海召开的以"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与历史研究"为主题的史学理论讨论会上，"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同志则认为，现代自然科学方法可以运用历史研究。理由是：1.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虽然存在差异性，但又有相对统一性，这就无疑使二者有相通之处。2.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以至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3.无论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认识路线也是一致的，即都经过从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遵循着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趋势。这种同一性也为相同方法的采用提供了客观依据。4.现代自然科学取得飞速发展，以"三论"为代表的现代自然科学突破传统自然科学的局限，具有如下若干崭新属性：a.整体性和综合性，b.多因素性和动态性，c.定量性和精确性，d.横向性和跨学科性。正因为如此，就为自然科学运用于社会历史研究提供了切实可能性和必要性。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二者的相互渗透、相互移植、相互综合，是不可避免的。5.有的同志还提出，系统方法作为一般科学方法，实际上是从研究自然界和研究社会历史领域中被分别总结出来的。早在上个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在发现唯物史观过程中，便已初步成功地运用过系统方法，立足于社会整体，用综合和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社会历史过程生产力、社会关系、意识形态诸要素的相互作用，以及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来把握社会的基本特征和运动规律。这当然不是否认现代自然科学在方法论上的新贡献，只是说明马克思恩格斯本人的实践已证明，系统方法同样可以适用于社会历史研究。6.还有的同志认为，历史科学本身便是一门信息科学。历史研究是凭借资料为中介，复原历史过程。史料就是信息。目前史学研究也面临信息爆炸问题，史学研究方法必须改变。现在的问题不在于能不能运用自然科学方法于历史研究，而在于根据历史信息的特点如何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问题。系统科学在历史研究中不仅能处理信息，而且能组织和处理历史研究本身，导致历史研究结构变革，使历史研究本身成为一项系统工程。"⑤
    还有不少学者撰文论述系统科学成就对历史研究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以及在史学中引进系统科学方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何晓明认为：系统论对于历史科学所具有的方法论意义，主要表现在如下四项原则上：一是整体性和结构原则。这是系统方法论的核心。它要求在历史研究中，改变传统的"分析--综合"式的思维方式，而采用"综合--分析--综合"式的思维方式。二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原则。系统论认为一种事物离开了它和周围条件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就成为不可理解和毫无意义的东西。联系的多样性，决定了系统的多样性，决定了客观世界五彩缤纷的面貌。三是动态原则。系统不是简单地表现为有结构、相互联系的元素的静止的结合。系统永远处在运动的状态之中。某一段时间之内，系统内某一元素的变化决定其他元素的变化，这种"主导"地位并非属某元素专有，它常常发生转移，即是说，系统内各元素所处的地位，所起的作用在不断变化，并以此实现整个系统的动态平衡和新陈代谢。四是数学分析原则。⑥
    刘文瑞、沈定平等则从历史研究方法需要变革的角度，论述了系统方法引入历史研究的必要。刘文瑞认为，我国史学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滞缓状态，缺乏质的跃进。从历史研究的全过程来看，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首先是史料的搜集、整理、鉴别、选择，这一步骤基本上采用考据方法；其次是对选择出的史料进行分析、综合、归纳、演绎，使史料抽象上升为理论，这一步骤基本上采用思辨的方法；再次是寻找新的史料，扩大研究范围，从不同角度证实或推翻现有研究结论，这一步骤采用考据和思辨混合的方法；最后是新的史料形成新的综合，使原有理论严密化、完善化，或上升为新的理论，这一步骤又采用思辨的方法。整个历史研究由这些步骤结为一体。不论那一个环节出现中断，史学就会发生滞缓。由于考据方法和思辨方法的脱节，即便它们作为具体方法多么严密、多么精确，也不能使历史研究的四个步骤相互衔接。这样研究方法就从整体结构上呈现出一定的盲目性。刘文瑞认为，系统论和系统方法的整体性、最优化和模型化三个基本原则不仅同历史研究中考据和思辨的方法没有冲突，而且恰好能弥补其不足。系统方法的引进有助于史学方法从整体上得以改善，因此是必要的。⑦
    沈定平也指出："大量事实表明，原有的思维形式和研究方法，无论是探求直线式的因果关系，还是横向的确定事物的异同；无论是归纳、演绎的逻辑形式，还是比较、分析的研究手段，它们在一定的视野内，在不太复杂的历史联系中，解释单一的或局部的历史现象的因果、异同及其发展变化方面，确乎是行之有效的。但是，一旦越出这个界限，需要对整个历史进程和复杂的社会联系，进行系统的综合的考察时，它们便无能为力了。"历史研究方法亟待丰富和发展。"历史科学的发展和思维逻辑的内在要求，已经把历史发展过程进行系统的综合性研究，提到了人们的面前。"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