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弢、魏光奇、郭碧波等则从系统方法与历史科学研究对象方面，论述了系统方法在历史研究中的适用性。洪弢认为，系统论是现代科学新的方法论方向之一，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社会的赓续"，也是由"相互作用着的诸种成份构成，所以也是系统"。有相同的研究对象，这是历史学能够采用系统方法的基本依据。"⑨
    魏光奇提出：现代系统论认为自然界（从而人类社会）以及其中的任何一个客体，都是以系统形式存在着的有机整体。历史学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的历史活动，人类的历史活动同其他任何一种物质运动一样，都是以空间和时间为运动形式的。其空间形式表现为内部存在各种质、能量和信息交往的统一社会环境和与此相联的自然环境。其时间形式则表现为人们历史活动的阶段性。这种时间与空间的统一，我们称之为历史环境。据此我们认为，一定历史环境中人们各种历史活动或社会关系的总体就是作为我们历史学研究对象的复杂系统，它是由处于不同层次的各子系统组成的。因而，系统方法可以用来研究也是系统的历史学。⑩
    郭碧波认为，系统科学方法强调事物认识的整体性，主张把对象始终作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从对象本身固有的各个方面、各种联系上来考察它，历史本身就是由政治、经济、文化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组合体。过去由于受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限制，人们在研究过程中，不是从整体的角度，把历史分作不同的层次和结构来观察、研究历史，而往往是把历史分割成许多块，甚至分到支离破碎的程度。因此，郭碧波认为，由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不是孤立存在的，所以必须在研究中把这些人物和事件作为一个子系统或一个要素纳入大的系统中去，进行综合的分析、研究。（11）
    吴廷嘉、庞卓恒则从历史科学发展的趋势方面，谈到系统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的可能性和必然性。吴廷嘉认为：以现代系统论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最新成果，使人们认识到事物是一个多层次、多时空的网络交叉结构，从而使人们的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也相应发生了变革：从共时态的平面展示研究方法过渡到多时空的立体演化研究方法。交叉科学和横断学科的发展，把这个科学变革带进了社会科学领域。史学作为涉猎领域最广、研究内容最丰富的一门综合学科，同各门学科都在不同层次上存在交叉点，史学方法应然应该而且也能够从自然科学或交叉学科的最新成果中汲取营养，从而得到丰富和发展。（12）庞卓恒则从二、三十年来自然科学与社会历史科学互相渗透、互相跨越的客观趋势进行了论证，他认为这一客观趋势，"使我们更加确信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思维的统一性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必将融合成为唯一的科学论断的正确性。真正实现那种融合的日子当然还很遥远，但是，现在已经出现的趋势，至少已经足以使我们确信，在社会--历史科学中引进自然科学，确是一种顺乎历史发展方向的客观必然趋势，而且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条件。"（13）
    霍俊江在《现代科学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运用的可行性探讨》一文中，对历史学领域能否引进以系统方法为代表的现代科学方法进行了较详细的论证。他认为：科学的发展史表明，现代科学方法向历史研究中的移植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这种必然性和可能性表现在：第一，自然科学方法与历史研究方法的相对统一性。不同学科、不同领域的研究方法尽管有它的特异性、针对性和特有的适应性，但它们也有相对的统一性。现代科学方法的横向性和跨学科性正是从科学的整体化和综合化的现实中产生出来的，它概括了各领域各学科方法的一般特征，具有高度的普遍性和应用性。因此，它在历史领域的运用也是可能的。第二，研究对象是统一的，并且具有共同的特点。历史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是研究整个客观世界，只是着眼点不同、角度不同。历史科学的研究着眼于历史上的人类社会的发展运动，社会内部的运动，外界环境对人类社会发展运动的影响等等，这些现象都是客观世界的运动和表现。因此，两者的研究对象是统一的。第三，研究的目的是一致的。无论自然科学，还是历史科学，都是探索规律性的科学。从研究目的上看，两个领域是一致的。人类的历史，无论某一具体朝代，某一时间断面上的经济、政治状况，或整个人类的发展过程，无不表现出不同层次，不同大小的系统。认识、研究这些系统，就不能不运用系统分析方法。第四，现代科学方法可以弥补传统史学的方法不足。由此，霍俊江认为："现代科学方法向历史研究中的移植是有它内在的根据的，是符合科学发展的逻辑的，是历史科学发展所必需的，因而是必然的。"（14）
    在相当多的同志对系统方法运用进史学持积极态度的同时，也有一些同志则持谨慎的态度。
    在1982年6月太原中国封建主义研究方法论问题讨论会上， 有一种意见"着重指出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区别。持这种意见的同志认为，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两者研究的方法和对象不同：前者可以通过重复实验来探索规律；而后者则不能，也无法使社会现象重复。自然科学大量采取形式逻辑方法，它不能解决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问题；而社会科学则大量运用辩证逻辑方法，要求并能够解决现象和本质的关系问题。"故这些同志对系统论、控制论方法在史学中的应用，"认为应持慎重态度。他们说，在研究社会制度时，除了要看到社会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之外，还存在一种最终起决定作用的因素，这就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而控制论却只强调各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不去探究是否有最终决定作用的因素。因此，对于运用控制论等方法研究中国封建主义，应持慎重而积极的态度，可鼓励一些同志进行系统的，深思熟虑的研究，切忌一哄而上。"（15）
    吴筑星、林建曾的《让什么光照进历史科学领域》（16）一文，批评了金观涛、刘青峰照搬控制理论结论于历史研究的错误作法，同时指出："我们认为，不是说控制论不能用于历史研究，而是，首先还有待于控制论的进一步发展"。
    刘大年提出："世界新科学技术革命兴起，电脑、控制论广泛应用，它们是否或在什么范围内可以用来研究历史，有些作者在试探、讨论。人类社会历史前进、运动中的问题，要从社会关系、社会内在矛盾去寻找答案，不能在其他地方寻找答案。一种历史生产形式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互解和改造的唯一的历史道路。对自然科学的掌握、了解，不能替代社会内在矛盾，社会发展规律的研究。这个问题不难理解。一切科学发明、发现都是人类文明的前进。它们都必然会对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发生作用"。"对一切新的技术，作为手段都是可以利用的，没有什么要排斥的。有些问题现在说不清楚，历史的发展会去说清楚。"（17）
    刘修明在《史学方法论的"引进"要慎重》一文中指出："控制论、系统论……等等，被用来作为探索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的武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对开阔历史科学的眼界和思路，借鉴某些方法，是有意义的"。"问题不在于是不是应该吸取国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而在于作为思想体系的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方法论能不能不加鉴别、不加选择地全盘引进历史科学领域，甚至认为可以取代历史唯物论。西方变幻不定的史学方法论尽管派系林立，历史唯心论却是它们共同的出发点。""历史唯心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只是以更时髦的形式和理论再现、重版。在同样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支配下，只能得到西方资产阶级学者同样的结论，即同样否定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中国历史被说成是周而复始的循环或生存竞争的历史。这种方法论的'引进'是当前开放条件下西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对我国学术界、理论界侵蚀的一种表现。它同西方文化艺术和生活方式对我国的侵蚀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对此，我们应当头脑清醒，切不可把痈疽当宝贝，视腐朽为神奇，甚至听不得一点批评意见。"（18）
    卫辰则强调指出：以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主体的"横断科学"方法于历史研究能不能运用，如何运用，简单地肯定或轻率地否定都是不科学的。"目前的重要问题是，要在弄懂这些理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在史学研究中进行具体应用，以解决研究工作中的难点和重点。史学研究的实践，才是衡量其适应性的标准，切忌空谈。"（19）
    三、系统科学方法应当如何引进历史研究领域
    在赞成把系统科学方法引进历史研究领域的学者中，对于应当如何引进系统科学方法，意见是不一致的。
    一种是把系统科学的理论成就当作公理一样引进历史研究领域。
    金观涛多次强调的是："系统论、控制论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工具"，这里既包括把系统论、控制论的各种方法引入历史研究领域，也包括把系统论、控制论所得的理论结论运用于历史研究，而金观涛的历史研究实践则更多地偏重于后者。比如控制论专家艾什比在《脑的设计》一书中提到"超稳定系统"，旨在说明有机体，尤其是人脑，为什么会有很好的调节功能，从而提出制造具有同类功能的机器的设计原理。而艾什比关于"超稳定系统"有着许多条件限制，提法是很谨慎的。金观涛则将这个概念作为公理引进中国封建社会研究。又如熵增加原理确实揭示了自然界的规律，但在自然科学中，也是有着严格条件限制的。金观涛也将它完全引入中国封建社会研究，用来说明一个王朝内部无组织力量为什么会必然地不可遏止地增长。再如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会形成大一统的封建超级大国，金观涛则主要引据维纳关于一个组织的稳定程度与这个组织内部的通讯联系有着密切关系来说明，等等。
    这样一种把系统论、控制论的理论结构当作公理引入史学领域的历史研究方法，是许多学者所不赞成的。吴筑星、林建曾等曾对此提出批评。他们详细探索了艾什比超稳定系统的原意，指出金观涛的这种套用自然科学理论假说的作法，既歪曲了"超稳定系统"的原有含义，更歪曲了中国历史。至于把熵增加定律搬入中国历史，吴筑星等在批评金观涛这样引用时不顾实际条件的错误后，还指出："熵增加原理的研究对象是分子或其他粒子，或者是随机事件，它们的运动都带有完全的随意性，自身毫无意识可言；也正因为如此，才能用概率去反映它。虽然人类社会同自然界一样，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普遍规律。但在这一大前提下，人类社会更有与自然界相异的特殊性。把达尔文研究生物界提出的'生物进化论'中的理论套用到人类社会的研究，就会犯'庸俗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错误。生物界比液体分子更接近于人类，那么熵增加定律怎么可以套用呢。"至于金观涛用维纳的一个组织的稳定程度取决于其组织内部的通讯联系的结论来解决中国封建社会问题的做法，吴筑星等指出，金观涛的套用并不符合维纳所述原义，即使符合维纳原义，这样的套用也依然不能科学地说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吴筑星等据此认为："不能把这类自然科学成就当作公理一般地用到社会科学研究上来。"（20）其他还有许多学者，也都明确表示不能把系统论、控制论的理论结论照搬进历史研究领域中来。如蒋大椿提出，不能把自然科学理论直接套用于社会历史领域，"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实际条件不同，用同一种科学方法，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理论结构，不能用自然领域的规律抹煞社会历史领域的特有规律。"（21）
    另一种意见主张，把研究自然领域的系统科学成就引进史学领域，须注意中介和过渡条件，应对自然科学成就进行哲学抽象，使之舍去原有的具体运动形式，才能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来。
    在1982年6月太原中国封建主义研究方法论讨论会上，许多学者便已提出："自然科学理论上升为哲学之后，可以运用到历史研究当中"。（22）
    蒋大椿是主张系统方法循着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两条线索被逐步总结出来的。他认为从现代自然科学中发展出的系统科学成就，应当而且可以运用历史研究，但不赞成将自然科学理论直接套用于社会历史领域，主张对自然科学理论成果进行哲学概括。从个别、特殊上升到一般，再用这些抽象出来的一般原理，运用到社会历史研究的实践中。作者引用恩格斯的话说："马克思和他采取的是'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合达到的相对真理'"。（23）
    吴廷嘉认为：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果运用于历史研究领域，必须经过哲学的提炼和加工，找到史学同其他科学在相同层次上的对应点和交叉点，把其他学科的方法变成历史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并确定它们的运用条件和适用范围。切忌把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当成现成的模式和术语，不分场合，不论条件地任意套用。（24）
    沈定平则具体论证了系统方法的运用须注意哲学这个中介和过渡条件。"发韧于具体科技部门的系统论和控制论，要取得一般科学方法论的性质，只有在升华为哲学认识的过程中，扬弃那些特殊的、不适合'整体化意向'的部分，才有可能保留并获得'科学发展的普遍理论'形式"。他强调指出："哲学阶段是由自然科学方法向社会科学方法过渡或转化的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因而系统论、控制论等自然科学方法只有经过"哲学阶段"的总结和概括这一中间环节，才能被运用于历史研究。（25）
    庞卓恒认为，应"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为指导，对现代自然科学成果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总结和升华，从而为社会--历史科学引进自然科学提供指导思想上的科学保证。"（26）
    还有一种意见，也认为应对系统科学成就进行哲学升华，但同时主张可以分层次地引进系统科学的方法论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