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亚光著的《唐代对外开放初探》1998年12月由安徽黄山书社出版，全书22万字，这是一部全面探讨唐代对外开放的学术著作。通读全书，获益匪浅，启迪良多。
    一、对唐代开放的探讨，是一个富有学术新意的课题
    隋唐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又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发展和强盛的重要时期，特别是唐代，击败东、西突厥之后，建立起一个空前辽阔的封建大帝国。在这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内，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出现了我国封建社会中著名的“盛世”。人们习惯上“汉唐”并称，但实际上唐代国土的辽阔和经济的发展，又远甚于汉代。不仅如此，唐代又是一个较为开放的朝代，唐统治者不仅对国内少数民族实行较为友好、平等的民族政策，而且在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也体现了不夜郎自大的开放精神和较为平等的交往原则。因此在唐代与周边国家的交往中出现了“绝域君长，皆来朝贡，九夷重译，相望于道”（《贞观政要·诚信》）或“百蛮奉遐赆，万国朝未央”（《全唐诗》）的恢宏局面。唐代的开放反过来又促进了唐代社会经济的进步和唐文化的繁荣，使唐帝国成为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心，唐代高度发展的文明光被四宇，为当时各国人民所公认。
    因此要研究唐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繁荣，进而研究唐帝国在当时世界历史上的地位，就不能不全面研究唐代实行的内外政策，特别联系其对外实行的开放政策来进行探索和研究。但在以往的唐史研究中，对唐国内实施的政策研究较多，成果较多；对唐对外实施的开放政策则研究者少；把唐的对外开放政策与唐帝国的经济、文化繁荣、唐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影响联系起来研究则更少。方亚光的这部学术著作，正好弥补了这方面的薄弱环节。而且对唐代开放进行研究，总结这一时期的历史经验和进行历史的反思，对提高当今国民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也不无裨益，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正如作者在《引论》中所说：“兴盛与开放，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促进，……因此对这一段历史进行总结和反思，有助于人们正确认识对外开放与经济文化发展的关系。”因此可以说，方亚光选择唐代对外开放来进行探讨，进而揭示唐代经济文化的繁荣，是一个极富新意的研究课题。
    二、该书对唐代开放的探讨，是对已有研究成果的进一步深化
    全书分引论、唐代社会对外开放的历史透视、开放的国际环境、开放的国内政治环境、开放的物质基础、开放的交通条件、开放的形式与途径、开放的成就--兼收并蓄的唐文化、光被四宇的唐文明以及对外开放的历史反思等十个专题，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在这十个专题的论述中，首先是不少方面，作者在以往已发表过相关的论文，如作者发表的《则天朝中外交往述论》、《对唐代来华使节的考察》、《唐代外事机构论考》、《唐代宾贡科漫谈》、《论唐代中外交往诗》、《论“安史之乱”对唐代中外交往的影响》等已经对唐代社会的对外开放，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作出了一些探讨，而本书的撰写，正是在作者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进一步探索，使之更为系统化和深化。
    其次，该书在探讨和论述中，也充分吸收了近年来唐史学界在该领域发表的研究成果。如在纵论中国历史强盛、衰败与对外开放的关系、唐文化的融通中外、兼收并蓄、日本的遣唐使、则天朝的政治与开元治世的关系、唐代官制以及对唐及周边一些国家历史地理考证等方面，都充分吸收了近年来研究的新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研究，把史学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因此可以说，该书的出版，实际上代表了唐代对外开放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
    三、该书搜集资料丰富，考订严谨，注重量的分析，使研究结论可信
    众所周知，唐代对外开放这一课题的研究，涉及范围甚广，不仅要通联整个唐代300余年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而且也与唐周边国家以及亚、非、欧相关国家有密切联系。而史书上对这方面的记载不是语焉不详，就是十分零碎，很多有价值的片言只语还往往散落在唐代文人的诗文之中。因此要搜集这方面的资料必须翻阅大量历史文献。方亚光同志早在读研究生期间就注意广泛搜集。在这本22万字的著作中，所用资料注明出处的就有360余条， 这还不包括正文中直接引用写明资料来源的部分和后面所列年表中引用的资料部分。在所引资料中，不仅大量搜集了历史文献资料，国内外的最新研究成果，而且引用了新出土的文物资料。这些出土文物资料，弥补了文献资料的不足，为唐代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有力的实物佐证。
    该书不论在正文论述中抑或注释中，对唐代对外开放中有关典章文物制度、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有关内容均作了不少考证。在这些考证中，作者旁证博引有关资料，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说明。如在“行之有效的外事机构”栏目中，考证出：四方馆、鸿胪寺、礼宾院、互市监、市舶司、蕃长司是唐代掌管外事工作的几个主要部门。在论述它们职责和设置时间时，则又每每佐以严谨的考证。在这里，仅举互市监与市舶司的设置为例，以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