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首次发现的，而且又是比较典型的遗址，用它来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名称，自然是皆大欢喜。对于不典型的甚至是很不典型的首次发现的遗址，它可能无法完整或者大致完整地体现一个文化的基本特征，作为文化命名的最基本的条件都不具备，如果还要用它来作为一个文化的命名，对于这一文化的进一步研究不会有什么益处，相反还会引发出许多不必要的论争。如果考虑在同类遗存中选择一个比较典型的遗址来命名，那效果就会好得多。
    在这一点上，一些大文化中文化类型的命名可以给我们不少启发。这些次一级别的文化类型在命名时，往往经过了对典型遗址的选择过程，多数类型的名称选择的并不是首次发现的遗址，而是典型遗址。当然，也只能说是比较典型的遗址，我们不能肯定今后不会发现更典型的遗址。
    “命名确认”程序
    学者们对考古学文化内涵的认识，一般而言，并无明显分歧，某一考古学文化的确认应当并不复杂。可在实际上，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在操作上还会有一些很具体的问题，并不一定在有了统一的认识和公认的原则以后，就一定会出现一致的结论。比如在典型遗址的最后选择上，甚至在首次发现的遗址的确认上，都可能会出现不同的意见。
    为了解决一定会出现的矛盾，在诸多原则之外，我们设想未来应当有一个“命名确认”的程序，研究者除了有提出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建议权，不能随意使用自己的命名。文化命名的确认要通过国家级的学术机构，如中国考古学会，或是考古学会有可能成立的史前考古学之类的分会，或者在这样的学术机构中成立一个“考古学文化命名委员会”。这个命名委员会，是个权威学术组织，负责审定新的考古学文化的命名。经过确认的考古学文化命名，才可以出现在其他论著或教科书中。这个设想似乎显得有点不切实际，但确实不失为一种比较稳妥的办法，可以避免各自为阵的重复命名、本位命名、感情命名等随意命名现象，相信它对于维护考古学文化的纯洁性会起到一定作用。
    命名的确认，首先是在“原则上进行审查，并根据学术研究的进程适时修订。未来的原则也许是“四原则”或“五原则”，原则既定，就不能网开一面。其次，中国考古学会可以考虑制定一个“考古学文化命名操作程序”，内容至少应包括这样几项：1、 有考古学文化命名动议的学者，应当向相关学会提出正式的“命名申请”，提交专门的命名委员会进行审议；2、命名委员会适时召开会议进行审议， 申请者可到会申述，允许不同观点争鸣；如命名条件不成熟可暂缓议决，如意见有明显分歧可采用某种方式表决；3、符合原则的考古学新文化的命名， 在最后通过后要编号发布“中国考古学文化命名确认书”之类的公告。
    其实，夏鼐先生和尹达先生早在1959年论及解决考古学文化命名分歧意见时，已经提到过这个意见，只是一直没见实行。他们的意见是，当有几个文化名称需要选择时，“最好采用群众路线办法来解决，例如可以在全国性考古会议上大家就某一文化的名称，展开争辩，然后得出基本一致的意见，决定采用某一名称，以求统一。”否则，就不能命名，也不能采用这样的文化命名。
    几十年来，我们在一种很不规范的学术环境中命名了一大批考古学文化。这些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多数是适时的，也是恰当的，促进了考古学研究。但也有一部分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存在严重分歧，研究者往往各执一辞，互不相让。将来一旦成立了专门的命名委员会，应当就已经命名的考古学文化进行清理，及时废止那些不适当的命名。
    我们在上面还提到，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在事实上还能通过淘汰过程实现优化，从这一点看似乎“命名确认”程序显得有些多余。但是这个“自然”淘汰过程显得过于漫长，未来的世纪中不能容有这样长久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