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店楚简的出土为研究《尚书》诸篇的年代问题提供了新契机。简文引用《尚书》内容最集中者为《缁衣》篇。今试就此篇简文所引《吕刑》的一些问题进行考析，以期能够对于判定《吕刑》篇写定时代这一聚讼不已的问题提供一点说明，进而讨论其思想属性。
    一
    （注：廖名春：《郭店楚简引〈书〉论〈书〉考》， 《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第114页。），所论甚确。
    （注：见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959-960页。）。赖字是出现较晚的字，不仅不见于甲骨金文，而且也不见于战国文字。《说文》训赖字“从贝剌声”，而训剌“从束从刀”。剌字虽然行用较早，但在甲骨金文中却皆不从束，小篆所从乃是其讹变。在战国文字中，剌字承袭两周金文而有所变化，何琳仪先生将其归于制字声首之下，认为它与制字为“一字分化”（注：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月部，中华书局1998年版。），是皆说明剌是战国时期才定形的字，所以“从贝剌声”的赖字不会出现得早，很可能是战国时期才出现的剌之孳乳字，由赖而孳乳的濑、懒、癞、藾等字亦皆行用较晚。
    在古文献中，赖（包括从赖的字）与厉常通假使用，但分析其通假的情况，则可以看出赖字（包括从赖的字）每每在厉字之后。如《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载老子故居“厉乡”，《淮南子·修务训》“南见老聃，受教一言”，高注“老聃，楚苦县赖乡曲里人，今陈国东濑乡有祠存”。《论语·子张》篇“未信则以为厉已也”，《释文》“厉，郑读若赖”。《史记·剌客列传》“豫让又漆身为厉”，集解谓厉“音赖”，索隐谓即后世的癞。《庄子·齐物论》“厉与西施”，《释文》：“李音赖。司马云：病癞。”《云梦秦简》也有关于“疠”的爱书（注：见《睡虎地秦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78年版，第263页。）， 由爱书内容看，这种“疠”，即麻风病，唐以后称之为癞。以上诸例皆可说明赖之为厉的通假字，其使用远在厉字之后。
    《尚书·吕刑》篇人们向来以为是周穆王时期的作品，但专家每有怀疑。郭沫若先生曾经据“地”之观念的源流指出，地为“后起之字，地与天为配，视为万汇之父与母然者，当是后起之事”，《吕刑》篇有“绝地天通”之语，“足知其非实录矣”（注：郭沫若：《金文丛考》，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32页。）。钱穆先生指出，“《周官》以前，‘五刑’之名，仅见于《周书》之《吕刑》。而《吕刑》亦是一篇晚出书也。……此处特地点出‘五虐之刑曰法’一语，即已是《吕刑》晚出铁证。……自晋人铸刑鼎以后一百年，而有李悝之六篇《法经》。传及商鞅，渐次确定了一个法治之雏形。到后才有一辈学者运其理想，用《周官》，作《吕刑》，始有二千五百条乃至三千条等第之刑律之想象，此始近情实也。”（注：钱穆：《周官著作时代考》，《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379页）。上引两家之说表明， 《吕刑》篇不大可能是周穆王时期的作品，依钱穆先生说，其制作时代当在商鞅变法以后。现在我们由郭店楚简所引《吕刑》文字，亦可以从一个角度证明今本《尚书》的《吕刑》篇出现的时代虽然在郭店简以前，但其写定的时代（亦即今本《吕刑》文本定型的时间）则当在郭店楚简以后，其最终形成可以说是战国后期的述古之作，其具体时间可能与《周官》、《王度记》等相近（注：顾颉刚先生说《周官》一书“出于齐国以及别国的法家”，它是战国时代为实现统一的希望和实现帝制所进行的“准备工作”，这些工作除了《周官》一书以外，还有《礼记疏》所提到的《王度记》及《管子》和《礼记》书中的一些篇章。（见《“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1979年第六期）。其说甚确且甚辩，足可令人信服。），其最后写定者可能属于战国后期齐国的法家学派。
    二
    《缁衣》篇第26号简：“《吕型（刑）》员（云）：“非甬（用）臸，折（制）以型（刑）。”其中的“臸”字，注释者谓“此处不知用为何义”（注：《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1998年版， 第134页。），廖名春先生谓这个字是“至字繁文”（注：廖名春：《郭店楚简引〈书〉论〈书〉考》，《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4页。），是正确的。然而，《尚书·吕刑》此字作灵，《礼记·缁衣》作命，《墨子·尚同》中篇作练。简文的“臸（至）”与灵、命、练的音义皆相距甚远，注释者谓“此处不知用为何意”，显然持矜慎态度。关于臸字，《说文》训为“到也，从二至”。此字已见于甲骨文和金文，为“至之繁文”（注：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089页。）。“至”的本义为倒矢至地之形，由此而会意出“来”、“到”、“终极”诸义。《说文》谓至为“鸟飞从高下至地”，虽将倒矢误为鸟，但仍正确地训其义为“来也”。
    专家或谓简文“臸（至）”之意为“善”，虽然信而有征，但于释解简文之意仍觉有待商讨的余地，愚以为不若迳用“至”字的“终极”本义更妥。《庄子·天下》篇谓“不离于真，谓之至人”，成疏：“淳粹不杂，谓之神妙。嶷然不假，谓之至极。”所谓“至人”意即最纯粹最神圣之人，犹孟子所云“圣人，人伦之至也”（《孟子·离娄》上）。《孟子·万章》下篇谓“充类至，义之尽也”，赵注“至，甚也”。从至的“终极”之义出发，战国时期出现了许多由此意孳乳的名词，如至人、至友、至言、至治、至计、至尊、至圣、至德、至亲、至诚等等。依《礼记·孔子闲居》的说法，志气、伦理的极点可以称为“五至”：
    孔子曰：“志之所至，《诗》亦至焉；《诗》之所至，礼亦至焉；礼之所至，乐亦至焉；乐之所至，哀亦至焉。哀乐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视之，不可得而见也。倾耳而听之，不可得而闻也。志气塞乎天地，此之谓五至。”此语所言“五至”的含义比较费解，须细考究之。郑玄注谓：“志，谓恩意也，言恩意至于民。《诗》，谓好恶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谓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与民共之。人耳不能闻，目不能见，行之在心胸也。”关于“五至”的意义，清儒孙希旦谓：“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既有忧民之心存于内，则必有忧民之言形于外，故《诗》亦至焉。既有忧民之言，则必有以践之，而有治民之礼，故礼亦至焉。既有礼以节之，则必有乐以和之，故乐亦至焉。乐者乐也。既与民同其乐，则必与民同其哀，故哀亦至焉。五者本乎一心，初非见闻之所能也，而其志气之发，充满乎天地而无所不至，故谓之‘五至’。”（注：孙希旦：《礼记集解》卷49。）总之，所谓“五至”，即指君主以《诗》、礼教化天下，对于民众的尽心尽意、休戚与共的情感。此即《孔子闲居》篇所载孔子语“夫民之父母乎！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愚以为郭店简《缁衣》引《吕刑》之语所谓的“臸（至）”，即“五至”的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