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本《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郭店简作“非甬（用）臸，折（制）以型（刑）”，两得相较，可以看出显然有含意的不同。《尚书·吕刑》所述的原意是以苗民被灭绝的例证说明制作五刑的必要性：“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无辞于罚，乃绝厥世”。原来，依《吕刑》篇之意，五刑起源于对于不听上帝命令的苗民的惩罚，五刑的条律规定达到三千之多（“五刑之属三千”）。《吕刑》虽然也提到“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但其着眼点还是在于以刑制民。《吕刑》多处提到五刑源于对苗民的惩罚，可见“苗民”是为《吕刑》篇的本文，而郭店简所引则只是泛指的“民”，请看简文：
    子曰：长民者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又（有）欢心，教之以正（政），齐之以型（刑），则民有□（遁）心。古（故）慈以爱之，则民有新（亲），信以结之，则民不倍。恭以位（莅）之，则民又（有）逊心。《寺（诗）》员（云）：“吾夫（大）夫共（恭）□□（且俭），林（靡）人不敛。”《吕型（刑）》员（云）：“非甬（用）臸（至），折（制）以型（刑），惟乍（作）五虐（墨子作杀）之型（刑）曰法。”子曰：正（政）之不行，教之不成也，则型（刑）罚不足耻，而雀（爵）不足劝也。古（故）上不可以亵型（刑）而轻雀（爵）。（见《缁衣》篇第23－28号简）由简文可知，《缁衣》篇是在泛论治民问题，并非讨论五刑的起源。简文所述《吕刑》之语是在说明，如果民众不听君主尽心尽意的“五至”的教化，那才可以用刑罚来处理他们。《缁衣》篇是在说明教而后刑的道理，与今本《吕刑》篇的主旨并不一致。
    如前所述，《尚书·吕刑》篇的文本有一个形成和写定的时间。我们可以做这样的推测，那就是战国后期所写定的《吕刑》，对于原始文本（或者说是流传的文本），进行过改造。原始的文本可能出自战国前期的儒家，其所表述的主题应当是符合儒家教化思想的言论。孔子谓“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论语·尧曰》）。在教化的理论中，孔子强调“为政以德”、“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简文所谓“长民者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又（有）欢心，教之以正（政），齐之以型（刑），则民有□（遁）心”，这与《论语》所反映的孔子教化思想如出一辙。简文所引用的《吕刑》强调“臸”（实指“五至”），即儒家重视教化的思想体现。战国后期的齐法家改造《吕刑》文本时，将重视教化变更为重视刑罚，将不听教而后刑的论述变更为讨论五刑的起源，所以也就将原来泛指的“民”，限定为“苗民”，由此出发也就将对于现实政治的讨论变为述古之作。这种改动反映了齐法家虽然注目于刑罚，但仍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儒家的教化理论。春秋时人谓“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牵合古代文献以合乎己意，可以说是春秋战国时期的知识界改造传统的一个特点。那个时代的知识界不仅常常断章取义，而且还增字解经，使变动后的经典文字成为自己的利器，《吕刑》文本的变化可为其中之一例。
    最后，应当附带讨论的问题是，简文的“臸（至）”与今文《尚书·吕刑》的“灵”、《礼记·缁衣》的“命”、《墨子·尚同》中篇的“练”的关系。从古音看，至属质部，命属元部，因旁转关系而较近，灵与练则双声可通（注：关于《吕刑》的灵与《墨子·尚同》所引作练的问题，段玉裁说：“灵作练者，双声也”（转引自皮锡瑞：《今文尚书考证》卷26）。）。战国前期的《墨子·尚同》中篇所引此句作“苗民否用练折则刑”，练字本指煮熟生丝使之洁白，故而可以引申其意指千锤百练后的高洁典雅，《吕氏春秋·简选》“可以胜人精士练材”，高注“练材，拳勇有力之材”，即为其例。练字此义显然与“至”的终极之义相涵。从词意上看，“至”、“练”可为一组，“命”、“灵（令）”（注：灵与令古音同属耕部而相通，灵与从令之字每多通假（详见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会典》，齐鲁书社1989年版，第63－64页）。郭店简《语丛》一第35号简“乐灵”的“灵”即读若令，意指美好（说见刘钊：《读郭店楚简字词札记》，《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85页），是为其例。）为一组。前一组行用较早，说明教化；后一组行用较晚，说明刑罚。这些也应当是战国后期对于《吕刑》文本改动的结果。
    三
    《吕刑》第29号简：“《吕型（刑）》员（云）：翻（播）型（刑）之迪。”此与传世本文献有较大区别，今将两个文献记载的相关内容引于下，以便比较：
    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尚书·吕刑》）
    《甫刑》曰：播刑之不迪。（《礼记·缁衣》）这三个记载的最大不同之处有二：一是郭店简和《礼记·缁衣》篇都没有提及“伯夷”；二是郭店简和《尚书·吕刑》皆作“播刑之迪”，而《礼记·缁衣》于迪字前有“不”字（注：郑玄注《礼记》谓这个“不”字是“衍文”，对于《吕刑》篇而言，可以说是如此，但对于《缁衣》篇来说则不能这样断定。）。关于这两个区别，皆可以从《吕刑》与《缁衣》制作的不同主题和战国后期对于这两个文本的改动目标得到解释。
    首先，如前所述，《吕刑》的制作是为了说明刑罚出现的根源及其必要性。提到伯夷，是为了说明刑罚起源的久远。伯夷见于《尚书·尧典》篇，谓其在舜的时候被任命为“秩宗”以主持祭典。刑罚占了伯夷的光，自然时代可以追溯得很远，所以《吕刑》才说这些主政的人，你们所效法的不正是伯夷所发布的刑罚之道吗（“非时伯夷播刑之迪”）？《缁衣》篇主旨是讲教化，不需要言说刑罚的久远，所以略去伯夷而不提及。
    其次，《尚书·吕刑》所谓的“播刑之迪”是谓人们应当以伯夷所播布的刑罚之道为楷模。简文引用此语与《吕刑》一致，重点是强调“播刑”之事，所以《缁衣》此章谓：“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禄不足劝也，刑罚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亵刑而轻爵。《康诰》曰：‘敬明乃罚’，《甫刑》曰：‘播刑之不迪’。”在政令和教化皆行不通的时候，自然要依靠刑罚的威力来治理百姓，是章称引《康诰》与《吕刑》之语，皆为此意提供依据，其重点在于强调统治者（即“播刑”者）要依道行事。而传世本《缁衣》篇在迪前增一“不”字，则所强调的重点就变为被“播刑”者，亦即那些不听政令教化的人（注：对于此点，清儒孙希旦讲得十分透彻，他说：“刑罚必加于有罪，则民知所耻，民知所耻则政行，爵禄必加于有德，则民知所劝，民知所劝则教成。所刑者不必有罪，则刑亵而民不耻；所爵者不必有德，则爵轻而民不劝矣。播刑之不迪者，言民之不迪者，乃施之以刑也。”（《礼记集解》卷56）。这种变化，盖为战国后期儒家学者吸取法家理论的结果。
    简文与《尚书·吕刑》、传世本《缁衣》篇的区别，表明简文的时代引用《吕刑》尚未对经意有较大更动，而传世本《缁衣》则增字解经，表明在战国后期儒家学派对于法家思想的融汇。
    总括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一些基本看法。无论是《尚书·吕刑》，抑或是《礼记·缁衣》都有一个从原始文本到定本的变化发展的较长过程。郭店简《缁衣》称引《吕刑》三处，这表明《吕刑》初始文本出现肯定在郭店简的时代之前，或当在春秋至战国初期。简文“”是《吕刑》的初始用字，而今本《吕刑》所用的“赖”，是后起字，表明今本《吕刑》的写定不当在郭店之前，很可能是战国后期才最终完成的。同样，简文的“臸（至）”为儒家所云“五至”的简称，战国后期写定的《吕刑》将其改定为“命”；简文的“迪”，变为“不迪”。这些改动都应当是儒家学派吸取法家思想的结果。简文称引的文字与今本《吕刑》的不同之处，对于说明《吕刑》的成篇时代是比较有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