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家之谬，莫过于言正统也"。梁启超先生此论否定了"言正统"的意义和价值，起了封堵研究"正闰之辨"的学术大门的作用，以致研究正闰问题的专文寥若辰星。事实上，"言正统"在中国已有二千多年的悠远历史，正统观是封建士大夫政治历史观的重要内容，正闰问题既是关系到社会稳定、人心归向的政治问题，又是众说纷纭的古老的学术课题，很有深入探讨的必要。
    魏蜀正伪论争作为正统之辨的根本内容为历代学者所关注，宋儒对此着力尤多，影响深远。本文将从思想学术的角度系统论述魏蜀正伪论争的源流，着重讨论宋儒的见解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改修《三国志》之风，从一个侧面反映正统观在宋代学术思潮中的地位和影响。
    一
    正闰之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或推五德运行之序，或演三统映照之符，或以土处中夏，或以嫡出长子，但无论何种情况都得论证"受命于天"。汉魏之际，正统的标准就是承袭汉儒"五行三统"之说，通过谶纬的政治神话和黄龙、白雉等符瑞来证明天命所在，以这种神秘的非理性的信仰和力量显示自己称王称帝的合法性，说明他人建号设职的僣伪性。三国统治集团在争正统时都没有超越这一时代思维模式。
    三国鼎立，谁为正统，这是三国时代的人们普遍关注的政治问题。魏国第三代君主曾就此问题直接了当地问过黄权。黄权的答案是"当以天文为正，往者荧惑守心而文皇帝崩，吴蜀二主平安，此其征也"，黄权为归魏蜀将，以天文为正之说十分微奥。后代学者对此理解不同，或以为"扶汉之言"，或以为均受天命。笔者以为后者更切合三国各争正统的实际。
    在曹丕代汉之前，称王称帝的军阀头子就证"天命在吾"了。袁术以纬书有"代汉者当塗高"之语，同自己的字"公路"契合，便要"顺民应天"。袁绍也因袁术称"袁氏受命当王，符瑞炳然"而暗喜袁术所归帝号。尽管曹操本人称"性不信天命之事"，但其晚年僚佐劝他"畏天知命"以正帝位时也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当曹丕代汉之时，曹氏集团极力渲染天命在魏。按照谶纬的政治神话，圣人受命而王则黄龙现，王者德流四表则白雉出。当时魏国所辖州县纷纷奏报黄龙、白雉、凤凰等祯祥吉瑞。姓名离合是证王者受命的常见形式。椐《文帝纪》所引，《易运期》有"鬼在山，禾女连，王天下"，隐底即魏王天下。《孝经中黄谶》有"日载东，绝火光，不横一，圣聪明"，"日载东"即{K14109.JPG}字，曹字之异体。汉为火德。"不横一"即丕字。其隐底更是明确而具体。魏臣许芝广泛搜罗谶纬条文，扬扬洒洒数千言，条陈魏国受命之符，从天象到人心，从吉瑞到纬语，无不印证曹氏为正统。甚至先前孙权为转嫁战祸而上书称天命，也被魏臣借去做了远近归服的佐证。魏臣华歆、王朗、陈群、许芝等，又在刘备死后致书诸葛亮，"陈天命人事，欲使举国称藩"。既然天命在魏，曹丕称帝后即当按五德之序、三统之位制定相应的礼乐、服色、数字等正统标志，可曹丕"以受禅于汉，因循汉正朔弗改"，唯改年号为黄初而已。刘备不久称帝成都，以绍汉自名，沿用火德相应的色彩，以示正统。明帝继位为明受命之运，正式确定魏在三统中当地统，五行之序为土德，以建丑之月为正（至齐王芳正始元年才改从旧历），服色尚黄，改太和历为景初历，朝廷用乐亦更原名。这才算完成了这套正统标志。
    刘备集团论证天命在蜀除引曹魏之套路外另有新招。蜀汉在声讨曹氏父子戮杀主后，窃居神器的同时，也"考省灵图，启发谶纬"，以证天命在蜀。在谶纬书堆里找到了四句可兆刘备受命称王的隐语，什么"帝三建九会备"，什么"天度帝道备称皇"，遂称刘备受命"神明之表，名讳昭著"。蜀中亦有黄龙显现，黄气腾涌，"所在并言众瑞，日月相属"（《三国志·先主传》）。比起魏、吴来，刘备争正统还有新招，这便是"汉室之胄"。蜀汉君臣众口一辞，称刘备为汉景帝子刘胜之后，以此证明刘备为汉统的当然绪绍者。刘备即位的告天之文，与其说是告天，不如说是向魏、吴宣布正统所在。蜀臣秦宓同孙吴使者张温"谈天"，亦耐人寻味。秦宓巧妙风趣地回答了张温所提天有头有耳有脚后，张温问"天有姓乎？"秦宓肯定回答天姓刘，理由是"天子姓刘，故以此知之"。这种聊天背后隐藏着严峻的正统之争。然而，刘备为汉室后裔，大有疑问，尽管蜀汉君臣如是称，陈寿亦如是载，但裴松之以为"先主虽云出自孝景，而世数悠远，昭穆难明。既绍汉祚，不知以何帝为元祖以立亲庙"。司马光完全赞同裴氏之论，这是《资治通鉴》不以蜀汉为正统的原因之一。
    孙权见曹丕正号，刘备称帝，亦欲效法，推五行之运，打听天象。僚佐会其意。于是，天命符瑞接踵而至，或称黄龙现，或称甘露降。"黄金车，班兰身，闿昌门，天子出"的占语广泛流传。在这种受命于天的气份中孙权登上了皇帝宝座，其告天文称："天意已去于汉，汉氏已绝祀于天，皇帝虚位，郊祀无主。休征嘉瑞，前后杂沓，历数在躬，不得不受。"对早已称帝的刘备和曹丕置若罔闻，既不承认曹丕代汉，又不承认刘备绍汉，宣称"历数在躬"，以示正统所在。不过，东吴之争正统比起魏、蜀来显得苍白无力，以致后世在三国尊抑上不曾有人以正统归吴，唯在魏蜀之间，似乎三国鼎立变成了蜀魏两国对峙。
    三国各争正统，指斥敌国为僣伪，这是三国政治斗争的必然，可后代学人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则直接关系到三国历史地位的评估、三国历史人物的褒贬和三国历史经验的取法。
    作为三国文化源头，《三国志》对正闰问题的处理影响尤为深远。后代学者对《三国志》关于正统的处理有两种截然相反的理解：一是以正统予魏，一是以正统予蜀。后者以清人李清植为代表，他在列举陈寿对三国创始之君曹操、刘备、孙权的称法演变后得出结论，陈寿"隐以正统予蜀，如《纲目》之指"（《三国志旁证》卷一引。）前者则是绝大多数《三国志》研究者的共同看法，集中表现在为魏国君主立本纪，给蜀、吴君主作传。陈寿因此受到"循魏晋之私意，废史家之公法"的贬责（唐庚《三国杂事》小序）。至于陈寿何致如此，学者多以所处政治环境予以理解，认为陈寿在当时有不得已的苦衷，因晋受魏让，伪魏即间接伪晋，为时局所不容，何况身为晋臣本当为本朝政治文化服务。也有从文化角度去解释者，如元人吴师道以为谯周曾问"当塗高"之义，明魏之当兴，推备禅之名，知蜀之必亡，与其劝禅降魏相表里。陈寿同谯为同郡，且为弟子，受其影响，以天命在魏，故作史以正统予魏（《吴礼部集》卷十《谯周》）。
    我们认为陈寿对魏晋难免有回护之处，对蜀汉诚有故国之情，但不曾以正统归魏或予蜀，纪传之别不过是史料来源留下的一种正闰表象而已。
    自史迁以来，纪以编年，以述帝王；传以列事，以录人臣（刘知几《史通》）。这只是史书的一般规则，《三国志》却有别于此，其蜀吴主传各采本国年号进行编年记述，不曾以魏之纪年相统，此种传与纪何异！刘知几看到这一点，说"陈寿国志，载孙刘二帝，其实纪也，而呼之曰传"。指责陈寿"未达纪传之情"。欧阳修似乎看透了隐迷，明确指出陈寿没将正统予魏（《魏论》）。可见，这种纪传分别不能作为正统归予的证据。
    《华阳国志》载，"吴平后，寿乃鸠合三国史，著《魏》、《吴》、《蜀》三书六十五篇，号《三国志》"。虽然总其名曰《三国志》，但并不是一部，而是三书分别记三国事，各为一体，单独流传后世，至北宋始才合为一部。这一点已为史学界所公认。《旧唐书·经籍志》纳《魏书》于正史类，收《吴书》、《蜀书》于编年类。且不论这种分法是否妥当，这足以说明三书独立流传。本世纪在新疆异时异地两度发现《三国志》晋代写本残卷，都是《吴书》。这也是三书自成一体的有力证据。三志各自成书，无一志统三国史之迹，在修史中也就无所谓正闰予夺了。
    陈寿这样处理同三国鼎立、互不统摄的历史实际相符合，是十分得体的。这对宋代正统论争中的"三绝三续说"和"无统说"具有直接启迪。朱子晚年就是"无统之说"的主张者，指出"三国、南北、五代，皆天下分裂，不能相君臣，皆不得正统"（《朱子语类》卷105）。这就同陈寿的做法相一致。至于纪传分别的正闰表象的由来，除陈寿所处的文化环境外，我们还可以从史料来源上得到解释。在陈寿修史之前，惟蜀国尚无专史，魏国史已有鱼豢《魏略》和王沈的《魏书》，吴国史则有韦昭的《吴书》。魏国二史乃秉司马氏意旨而作，"多为时讳"，奉魏为正统，斥吴蜀为僣伪，陈寿作史，对蜀史乃亲自采集编修而成，于魏、吴史则因其旧史稍加损益、略作整比而成，故清人赵翼说陈寿修史"悉本旧史"（《廿二史札记》卷6）。陈寿身为晋臣，仕途坎坷，因魏晋禅代，于魏史编修必然谨慎，不敢擅改旧史之体，更不敢改动旧史之意。钱大昕《三国志辨疑序》说："吴蜀既亡，群然一词，指为伪朝，乃承祚不唯不伪之"。这就是说，陈寿作史并非有意搞正伪予夺，只是为适应当时的文化环境和政治气候因袭旧史而留下了正伪表象。如此解释除说明《三国志》纪传分别的正闰表象外，还从一个侧面为探讨三史体例不一提供了答案。
    由魏而晋、司马氏灭蜀并吴，一统天下，西晋成为后代毫无争议的正统王朝。可这个正统王朝很快就在内外交困中土崩瓦解了。晋室宗子琅玡王继立于东南，是为东晋。北部中国为众多的少数民族政权更相控制。正统之争又再次以政治斗争和文化面貌出现在南北之间，魏蜀尊抑又成为新的时代课题。《汉晋春秋》和《魏国统》两部史著最集中地体现了魏蜀尊抑的时代意义和文化价值。
    随着司马氏势力退出中原，南北正统之争就开始了。匈奴贵族刘渊以汉帝外甥。冒姓刘氏，续汉统号，自诩正统。不过，正统之争在北魏和东晋之间最为激烈。无论在北魏还是在东晋都可清楚看到三国尊抑的文化基因。
    东晋习凿齿为何作《汉晋春秋》？《晋书·习凿齿传》从东晋内部政治斗争方面作了回答。"是时桓温觊觎非望，凿齿在郡，著《汉晋春秋》以裁正之"。这实际上是《续晋阳秋》作者檀道鸾的见解。刘知几对此已有异议，以为旨在垂诫后世（《史通·探赜》）。我们认为习氏有裁正桓温的目的和垂诫后世的作用，还有为东晋争正统的主旨。且看习氏对三国正闰问题的处理："于三国之时，蜀以宗室为正、魏武虽受汉禅晋，尚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为汉亡而晋始兴焉。"既有别于王沈、鱼豢以魏为正，又别于陈寿实无正闰归予，直接以刘备为正，其理由仅仅是"宗室"。曹魏"受汉禅晋"尚为篡逆，孙权叛汉自立更不待言，其书上起东汉光武，下终西晋愍帝，内容包括曹魏，书名仅曰汉晋，以明汉晋正统相承。实际上这样处理是极不妥当的，蜀亡与晋兴相距二年，岂能视而不见！习氏在《皇晋宜越魏继汉不应以魏后为三怪论》中所开宗明义地称"此乃所以尊晋也"。即为尊晋而尊汉。鱼豢、王沈亦尊晋，为尊晋而尊魏。魏代汉禅晋，伪魏则尊晋丧失根基。习氏萌发新思路时应该考虑到这一点。宋儒正蜀伪魏亦不步习之后尘，而是以刘备接献帝，蜀亡而系统于魏。观史实之大略，原来习凿齿越魏继汉的理论是以尊东晋为主旨，而不是尊西晋，向刘渊这种北方政权争正统。东汉亡蜀汉以宗室绍统蜀中与西晋亡琅玡以宗室自立江左无异。蜀汉既正，东晋自正也，刘渊等北方政权自伪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