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是我国宋代一位杰出的史学家，二十四史中其参与修撰的就有《新唐书》和《新五代史》二部。前一书他只是修撰者之一，而《新五代史》（原名五代史记）则是其独家精心修撰，集中地反映了他的史学思想，是其史学思想的一次全面实践。关于这部书，学界已从修撰义例、与《春秋》、《史通》的关系、同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的比较等方面进行了诸多探讨，然对于其中反映的欧阳修的史学思想，仍缺乏全面系统地研究。本文试就这一问题谈点管见，以求教于学界同人。
    （一）“不没其实”，秉笔直书的思想
    宋代“春秋学”大盛，统治者需要用《春秋》重整纲常，史学家们则重视《春秋》秉笔求实的精神。欧阳修就认为“正名以定分，求情而责实，此《春秋》之所以作也。”①其实《春秋》为尊亲讳，说它“求情而责实”是虚美。因为宋代“春秋学”兴盛，作为正统的儒者当然不可能公然违背儒家经书精神，只能借其名而宣扬自己的学术主张，这正表明欧阳修忠于历史事实的严肃态度。他曾经明确地说：“吾用《春秋》之法，师其意而不袭其文。”②可见他反对教条地引进《春秋》书法，主张灵活地运用其笔法。根据这一原则，他在《新五代史·梁本纪》中提出了“不伪梁”的主张，不同意近世以梁为伪的主张。他解释说：“天下之恶梁久矣！自后唐以来，皆以为伪也。至于论次五代，独不伪梁，而议者或讥予大失《春秋》之旨，以谓：‘梁负大恶，当加诛绝，而反进之，是奖篡也，非《春秋》之志也，予应之曰：‘是《春秋》之志尔。鲁桓公弑隐公而自立者，宣公弑子赤而自立者，郑厉公逐世子忽而自立者，卫公孙剽逐其君衍而自立者，圣人于“春秋”，皆不绝其为君。此予所以不伪梁者，用《春秋》之法也’”。又说：“夫欲著其罪于后世也，在乎不没其实。其实尝为君矣，书其为君。其实篡也，书其篡。各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不可得而掩尔。”③欧阳修在其书中对于他认为的大恶之人，都不忽其小善。如他既批评周太祖郭威的篡汉行为，又赞扬其遗命薄葬；批评宦官自古“乱人之国”，又肯定宦官张承业忠于唐朝、张居翰“更一字以活千人”的行为。他称这种笔法是“取其善而戒其恶，所谓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也。”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贯彻“不没其实”的原则。这种思想是很可贵的。
    欧阳修认为要真正做到“不没其实”，仅有善恶分明还不行，还必须做到“是非公”。他说“《春秋》之法，使恶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辩明，所谓是非之公也。”⑤这一点欧阳修要求非常严格，坚决反对迥护笔法，和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形成鲜明对照。如朱瑾兄弟曾出兵解救朱温于危难之中，后朱温为了扩充实力，诬二朱以金帛诱其士卒，竟出兵攻占其地。薛史照录《梁实录》，歪曲了事实，而欧史则直书其事。这方面的例子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卷21“薛史书法回护处”条还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此外，欧阳修在该书体例方面创立了“死节”、“死事”、梁、唐、晋、汉、周臣等传，又有所谓“杂传”。他把死于国事的忠臣分为二等，入“死节传”为高，“死事”次之，专事一朝之臣者，入诸朝臣传。事诸朝之臣者，入“杂传”。欧阳修之所以如此划分，是认为五代是空前的乱世，“五代干戈贼乱之世也，礼崩乐坏，三纲五常之道绝，而先王之制度文章扫尽是矣。”⑥因此，他对其书所记人物是否合于封建纲常非常严格。经他审定五代能入“死节传”的只有3人，入“死事传”的仅15人。如吴黧守贝州抗击契丹，城破后因没有组织巷战而投井死，“死不足贵”，所以无列入“死事传”。同样，夏鲁奇守遂州，东川节度使董璋反，攻遂州，夏鲁奇拒守至食尽，自刎而死，因其是力穷而死，故入“死事传”。欧阳修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注重历史人物行为的最终结局，而且特别强调历史人物一生的行为是否合于封建纲常。如后梁重臣敬翔在梁亡后自缢而死，从这个结局看应属殉国的忠臣了，可是由于在朱温篡唐和弑唐昭宗时出谋最多，为了维护君臣纲常，所以不能入“死节传”，只能列入“梁臣传”。欧阳修这么作，除了出于维护封建纲常的目的外，也符合他“不没其实”的书法原则。
    欧阳修本着求实取信的宗旨，对史事可疑之处也不轻易武断地下结论，而是采取存疑俟考的稳慎态度。他强调说：“夫史之阙文，可不慎哉！其疑以传疑，则信者信矣。”⑦这种严肃的治学态度是难能可贵的。
    （二）反对“天人合一”谶纬迷信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我国古代史学家自班固在《汉书》中志五行、叙阴阳、记灾异，鼓吹天人合一以来，后来者大多都竟相仿效《汉书》，大载天命神鬼、祥异五行，谶纬迷信之说泛滥成灾。而对这股风气，一些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学者起而抗争，如王充、范缜、吕才、刘禹锡等，以无神论为武器抨击了种种谶纬迷信邪说。薛居正修《旧五代史》时无视这种进步思潮，承继了班固的作法，编写了《旧五代史·五行志》，并公然宣称“五行，所以纪休咎之征，穷天人之际，故后之修史者咸有说焉盖欲使后代帝王见灾变而自省责，躬修德业，崇仁补过，则祸消而福至。”⑧欧阳修撰《新五代史》则一反这保守落后的史学传统，不立《五行志》，只立《司天考》以记天象和历法。他在《司天考序》中说：“昔孔子作《春秋》而天人备。予述本纪，书人而不书天。”这就公然宣称自己并不赞成《春秋》“天人备”的观点，在这个问题上已站到和《春秋》相对立的立场上去了。他认为天是有其运动变化规律的物质实体，一切自然现象的变化都属于物质的运动变流，即所谓“夫日中则昃，盛衰必复。天吾不知，君见其亏益于物者矣。草木之成者，变而衰落之；物之下者，进而流行之。”⑨从这种唯物观点出发，他进而驳斥了鬼神能降福于人的邪说，断言祸福的发生取决于人事不取决于天，“专人事，则天地鬼神之道废，参焉则人事惑”，“治乱在人而天不与者。”⑩认为以天参人会妨碍人们正确地处理问题，总结历史经验。他的这种观点实际是“天人相分”的观点，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倾向。因此，其在《新五代史》各纪传中绝不书天命、祥异、灾变之事。对于撰《司天考》的理由，他说：本纪所述人君行事详矣，其兴亡治乱可以见。至于三辰五星逆顺变见，有司之所占者，故以其官志之，以备司天之所考。”（11）这种作法是很可取的，因为天文历法是科学，同社会经济生活有极密切的关系，记载这部分内容以备有关部门参考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做既避免了这些内容混入纪传中容易宣扬谶纬迷信的弊病，又可保存科学记录，确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欧阳修不仅在修史实践中反对谶纬迷信、坚持“天人相分”的思想，而且抨击了宣扬五行灾异说的董仲舒及刘向、刘歆父子，指出“汉儒董仲舒、刘向与其子歆之徒，皆以《春秋》、《洪范》为学，而失圣人之本意”，认为这是一种离经叛道的行为，说他们“取五事皇极庶证附于五行，以为八事皆属五行”，是荒谬虚妄，不足信从。（13）欧阳修虽然反对《春秋》“天人备”的学说，但是对《春秋》记“灾异而不著其事应”的作法大加赞扬。说“《春秋》虽书日食、星变之类，孔子未尝道其所以然者，故其弟子之徒，莫得有所述于后世也。”（14）他认为这是编撰史书的很好典范，应该继承发扬。欧阳修这种不盲从前人，既能抛弃其糟粕，又能吸取其精华的作法，表现了他史学思想的进步性和远见卓知。
    （三）主张“攘夷”及大一统说思想
    孔子作《春秋》极推崇齐桓公、管仲抵御外夷、维护华夏统一的功绩，经公羊学派大力宣扬《春秋》“大一统”的观点后，成为后来学者发挥尊王攮夷思想的渊源。欧阳修曾先后撰《原正统论》、《明正统论》、《秦论》、《魏论》等七篇文章，以阐发《春秋》“大一统”思想。这种思想也浓厚地渗透到《新五代史》各篇中去，他的“不伪梁”主张，实际上就是承认后梁在五代初期的正统地位。欧阳修这样处理后梁的地位问题，是有其理论根据的。他在《原正统论》中把正统分成三类，其中一类为“始号不得其正，卒能天下于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则是天下之君矣，斯谓之正统可矣。”（15）朱温篡唐在封建史家眼中当然不能算其正，可是他初步结束了中原藩镇割据的混乱局面，虽未“能天下于一”，但也完成了局部地区的统一。欧《文集·或问》篇说：“彼有梁之之土地，臣梁之吏民，立梁之宗庙社稷，而能生杀赏罚，以制命于梁人，则是梁之君矣，安得曰伪哉！”在五代初期的那种局势下，如果后梁不能取得正统地位，其他割据者谁也无资格占据正统地位，更何况五代各王朝同后梁是一脉相承的。因此，否认后梁正统地位将会产生连锁反映，同时也关系到宋朝得国的问题。欧阳修主张后梁为正统，这也符合其“不没其实”的修史原则。
    《新五代史》的“攘夷”思想也很浓厚，这和宋代外患严重的形势有关，也是《春秋》“攘夷”思想的继承。我国历代正史多将少数族之事写成专传附在书中，而欧阳修却创《四夷附录》一体，专记少数族历史并附于全书之末，这是对五代时夷狄乱华的一种愤恨轻蔑的表示。对于后唐赛天神、祭突厥神、扑马、传箭等，皆以为“夷狄之事”。对于后晋则认为“起于夷狄，以篡逆得天下”。同时痛斥了石敬瑭割地契丹，甘作儿皇帝的可耻行为。对周世宗伐契丹收复失地的行为大加赞赏，津津乐道其“威武之声震慑夷夏”，“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16）在《四夷附录》中叹息“其为志岂不可惜”，赞美“其功不亦壮哉！”认为周世宗如不早逝，完全有能力收复燕云十六州，对北宋统治者没有继续此项事业表示了隐约的批评。
    欧阳修虽然批评夷狄乱华，但是对那些早已进入中原并已汉化的少数族统治者，同仍处在周边的少数族还是有所区别。他的好友尹洙就曾认为正统并不囿于夷夏之辩，欧阳修实际上也是持这种观点的。他说“晋之事丑矣，而恶亦极也！”（18）所谓晋之“丑”与“恶”，是指其甘当儿皇帝和割让疆土予契丹，可见其是把晋氏视作中国之君而发出批评的。在《晋家人传》中写安太妃流亡途中临死时说：“当焚我为灰，南向飏之，庶几遗魂得反中国也。”又写晋出帝亡国后被押送契丹时，“所经州县，皆故晋将吏，有所供馈，不得通。路傍父老，争持羊酒为献卫兵推隔不使见帝，皆涕泣而去。”这些饱含着民族情感的描述，是其攘夷思想的充分表现。在这里他把中原人民和晋帝室列为一方，把契丹列为对立的另一方，爱憎非常鲜明。五代时期契丹对中原的破坏，曾使当时的社会经济遭到极大的摧残；北宋与辽的对立，也给中原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因此，欧阳修的攘夷思想是有一定的进步性的。
    （四）评价历史人物的主导思想
    以什么样的标准评价历史人物，是史学家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评价一个时期的历史人物的标准，主要取决于史学家对这个时期的总体估价如何。欧阳修对五代时期的总体估价是：“五代之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至于兄弟夫妇人伦之际，无不大坏，而天理几乎其灭矣！”“当此之时，臣弑其君，子弑其父，而{K1D711.JPG}绅之士安其禄而立其朝，充然无复廉耻之色者皆是也。”（19）出于这样的总体估价，欧阳修对五代时期历史人物的评价特别强调“忠孝”二字。所谓“忠”主要是要求臣子必须尽臣节，目的在于维护封建国家纲常和秩序：强调“孝”主要是为了维护封建家庭伦常，二者相互联系，缺不一不可，都是稳定封建统治必不可少的精神支柱。欧阳坚持以忠孝为评价五代人物的主要尺度，就是针对五代的社会特点，要恢复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纲常秩序，以适应宋统治的需要。从这个目的出发，欧阳修对五代时期各类人物进行了严格地评论，或赞扬或鞭挞。对五代之君除了周世宗外，其余的莫不进行批评，视之为“贼乱”者。所谓“贼乱”，是指乱别人之天下并进而夺取之。尽管如此，但他们毕竟是本朝之君，作为臣子也必须为其尽忠。《王彦章传》说：“天下恶梁久矣！然士之不幸而生其时者，不为之臣可也。其食人之禄者，必死人之事，如彦章者，可谓得其死哉！”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是欧阳修关于君臣关系的重要思想。他对冯道事四朝十帝之事深恶痛绝，批评说：“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乱败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予读冯道《长乐老自叙》，见其自述以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20）把是否尽臣节提高到了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欧阳修虽然对五代之君也非常憎恶，可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又不能不叫人去爱他们，这样才能对封建统治起到积极的拥护和捍卫作用。欧史之所以得到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垂青和赞誉，关键就在这里。金章宗泰和七年，甚至下令学官削去薛居正《五代史》，只用欧史。清赵翼也认为“欧史不惟文笔洁净，直追《史记》，而以《春秋》书法寓褒贬于纪传之中，则虽《史记》亦不及也。”（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