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强调“孝”亦不亚于“忠”，在其书中严厉地谴责了不孝之人。如晋出帝石重贵之生父敬儒早卒，出帝当皇帝后追封石敬儒为宋王，并称之为皇伯。对此欧阳修批评为“灭绝天性”，指出“臣其父而爵之，以欺天下也。”（22）在义例方面也处处体现“孝”字。欧史把五代各朝帝室宗人凡不是一姓者，别分一家。如把后唐太祖、庄宗家人分为一家；明宗、愍帝为一家。这样作，在于强调“而别其家者，昭穆亲疏之不可乱也。”但对后梁博王朱友文（非朱温亲子）没有别为一家，理由是梁太祖之死，实起于友文，所谓“著祸本也”，“存之所以戒也。”（23）对于周世宗之生父柴守礼杀人，世宗不治之罪，欧阳修非但不批评，反而称赞“世宗之知权，明矣夫！”因为这样可以避免“灭天性而绝人道”。（24）宣扬国家纲纪可以让步于封建“天伦”。关于“忠”与“孝”的关系，欧阳修论述说：“君父”，人伦之大本；忠孝，臣子之大节，岂其不相为用，而又相害者乎？抑私与义而已耳。盖以其私则两害，其以义则两得。”就是说只要坚持“义”的标准，两者就可以完全统一为一体。那么，“义”的标准是什么呢？欧阳修又说：“其父以兵攻其君，为子者，从父乎？从君乎？曰：身从其居，老从其义，可也。身居君所则从君，居父所则从父。……君败则死之，父败则待罪于君，赦己则终丧而事之。”（25）由此可见欧阳修认为君臣名分是“义”的标准的主要内容，“孝”必须服从于“忠”。强调“忠”大于“孝”并不是“忠”可以取代“孝”（26）而是说“孝”是“忠”的基础，二者是缺一不可的统一体。欧阳修的忠孝观说到底是为他的尊王思想服务的，而尊王思想又是为地主阶级政治服务的。由此可见，欧阳修评价五代历史人物的思想和其其他史学思想决非没有联系，而是一个完整系统的统一体。尽管欧阳修还从攘夷、贪廉、爱民、能政等角度，评价过历史人物，但最主要最核心的却是“忠孝标准”。
    （五）以史为鉴，重视经世致用的思想
    欧阳修非常注重史书的教育作用，使史学和封建现实政治的联系更加紧密了。其书中所贯穿的非常浓厚的儒家政治思想和伦理道德观念，可以直接为现实政治服务，起到用历史事实教育人们的形象直观效果，比空喊三纲五常的说教有效得多。这里仅就其政治思想方面谈一些意见。对封建君主而言，欧阳修认为首先应该修心治国，防止骄逸纵欲。他在《伶官传序》中分析后唐庄宗亡国的教训时说“岂得之难而失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告诫封建君主必须防微杜渐，勤劳国事，并指出亡国的责任应由君主自己来负。其次，强调君主必须明于知人，善于用人。欧阳修对于王进以脚力雄劲，能善走疾驰而任节度使非常感慨，说：“予述旧史，至于王进之事，未尝不废书而叹曰：甚哉！五代之君，皆武人崛起，其所与俱勇夫悍卒，各裂土地封候王，何异豺狠之牧斯人也！虽其附耗遭遇，出于一时之幸，然犹必皆横身阵敌，非有百夫之勇，则必一日之劳。至如进者，徒以疾足善走而秉旌节，何其甚欤！岂非名器之用，随世而轻重者欤！”并公然宣布，“予书进事，所以哀斯入之{K1D712.JPG}，而见当时贤人君子之在下者。”（27）把自己修史劝诫致用的目的揭示得清清楚楚。《安叔千传》写其任宰相不认字，号“没字碑”；《伶官传》写伶人景进参决军机国政，这些都具有鲜明讽谏意义。其三，强调完善国家法制，防止臣子利用制度的缺陷专权乱国。欧阳修以后汉灭亡为例，说史弘肇为都指挥使，与宰相、枢密使同执国政，“而尤专任，以至于亡。”又联系宋朝制度说：“今方镇名存实亡，六军诸卫又益以废，朝廷无大将之职，而举天下内外之兵皆待卫司矣。则为都指挥使者，其权岂不益重哉！”又大声警告说：“涓涓不绝，流为江河；荧荧不灭，炎炎奈可？可不戒哉！”（28）
    对臣子而言，欧阳修除了前面己论述过的忠君尽节之外，还强调必须勤政爱民，反对重敛盘剥。在《郭延鲁传》中赞扬其为循廉之吏，“诚难得而可贵也哉！”批评五代方镇以进献贡物求宠，”其添都、助国之物，动以千数计。至于来朝、奉使、买宴、赎罪，莫不出于进献。”官员子弟皆以资产求任刺史，“其物多者得大州善地。”使得当时人民“上输兵赋之急，下困剥敛之苛”，难于堪当。这种忧国爱民的思想具有一定的进步性。欧阳修还在《吴越世家》中批评钱氏横征暴敛，“虚用其人甚矣”。此举引起钱氏子孙的极大不满，清人吴任臣甚至说欧阳修任推官时，和钱惟演为争一妓，怨怒钱氏，后作《五代史》，诬其祖重敛之事，“则挟私怨于褒贬之间。”（29）关于吴越重税，《宋史》、《江南余载》、《梦溪笔谈》《湘山野录》等书，均有记载，非独欧史。从上面所述看，欧阳修反对重赋盘剥乃是一贯思想，并非专对钱氏而言。故吴任臣之说很不可靠，不值一驳。此外，欧阳修还反对朋党论。他在《唐六臣传》论中大批朋党论，认为朋党论是小人排挤正人君子的工具，可以蒙蔽君主耳目，乱政亡国。清代史学家赵翼认为欧阳修之所以在这里大发议论，是因为“宋仁宗时，朝右党论大兴，正人皆不安其位，故借以发端，警切时事，不觉其大声疾呼也。”（30）可见欧阳修著史是多么注重结合现实政治啊！从他开始，史学家们更加注意史书的教化作用，撰书更加讲究义例书法。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就非常注重这些方面。他说：“臣今所述，业欲叙国家之兴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观者择其善恶得失，以为劝戒。”这可以说是直接受欧阳修影响的结果。史学和现实政治的紧密结合，是我国封建社会君主专制制度强化在史学领域的反映，是直接为强化封建中央集权制度服务的。但是，抛开这种历史背景，仅就这种撰史经验看，还是有许多值得现代史学家学习的地方，学者们应该走出就学术论学术的狭窄圈子，写出具有更大教育意义的著作，为社会现实生活服务。
    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欧阳修的史学思想是非常丰富的，许多思想即在今天看来，也仍有一定的可取之处，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值得学习和借鉴。但是其史学思想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其接受《春秋》“治史以治世”的思想，过分地考虑史书的政治作用，以致于除政治史外，其他方面内容几乎很少涉及。又由于以《春秋》“义理”统率史书褒贬，过分看重自己所发表的史论如何，从而忽略史实的考证也就难于避免了。吴缜撰《五代史纂误》五卷，所记“凡二百余事，皆欧阳永叔《新五代史》牴牾舛讹也。”（32）可见欧氏《新五代史》史实有出入处不少。在这部书中欧阳修还多次强调女色可以亡国，宦官可以乱政，这些观点都失之偏颇，忽略了统治阶级的昏庸腐败是亡国的主导因素，主从颠倒，实际上起到了掩盖封建政治黑暗的作用。在《十国世家》序中说：“清风兴，群阴伏；日月出，爝火息，故真人作而天下同。”真人指赵匡胤兄弟。这种说法除了明显地为宋代统治服务外，还掩盖了五代未统一趋势发展的事实，其实质是鼓吹英雄创造历史的观点。我们在肯定欧阳修史学思想合理性的同时，指出他的这些思想糟粕，目的在于全面客观地评价其史学思想。总而言之，欧阳修不失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史学家。
    注释：
    ①《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8，《春秋论》中
    ②《群书考索》卷15
    ③《新五代史》卷2，《梁太祖纪》下
    ④《新五代史》卷38，《宦者传》
    ⑤《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8，《春秋论》下
    ⑥《新五代史》卷17，《晋家人传》
    ⑦《新五代史》卷18，《汉宗人传》
    ⑧《旧五代史》卷141，《五行志》序
    ⑨（11）（14）见《新五代史》卷59，《司天考》二序
    ⑩《欧阳文忠公文集》卷10，《易或问》
    （12）③《新唐书》卷34，《五行志》序
    （15）《欧阳文忠公公文集》卷59
    （16）《新五代史》卷12，《世宗纪》
    （17）《河南先生文集》卷3，《南北正统论》
    （18）《新五代史》卷52，《张彦泽论》
    （19）《新五代史》“一行传”序
    （20）《新五代史》卷54，《冯道传》序
    （21）《廿二史扎记》卷21，《欧史书法谨严》
    （22）《新五代史》卷9，《晋出帝纪》
    （23）《以上见《新五代史》卷16》，唐废帝家人传》论
    （24）《新五代史》卷20，《周世宗家人传》论
    （25）《新五代史》卷14，《唐明宗家人传》论
    （26）《新五代史》卷26，《乌震传》论
    （27）《新五代史》《王进传》论
    （28）以上见《新五代史》卷27，《康义诚传论》
    （29）《十国春秋》卷116，《备考·吴趣世家案》
    （30）《廿二史扎记》卷21，《欧史传赞不苟作》
    （31）《资治通鉴》卷69
    （32）《郡斋读书志》卷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