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国进入了历史的新纪元，也将自五四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推向一个新阶段。由于新中国走过了一条坎坷曲折的道路，所以当代中国史学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本文拟分4个时期，评述当代中国史学思潮发展的大体内容和特点。
    一
    从1949至1956年，是我国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时期，也是史学界的普遍改革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向史坛渗透，专题研究也较之建国前更深、更多，史学界呈现了勃勃生机。
    艾思奇发表于《学习》杂志第1卷第1期的题为《从头学起--学习马列主义的初步方法》的文章提出，全国范围的胜利，"不但需要中共中央的马列主义的指导"，"而且需要广大的干部、知识分子、工人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他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愈更普遍地成为群众的思想武器，我们的革命事业的完成就愈更顺利。"这一观点实际上体现了当时党中央的意图和精神。周恩来也在建国初明确提到，知识分子有个由民族立场到人民立场、由人民立场到工人立场的问题，"要促进这个发展过程"，"推动知识分子的进步"，"逐步地解决立场问题"。党的号召引发了包括历史学家在内的无数知识分子的学习马克思主义运动。这种学习运动是中国史学发生重大转折的契机，马克思主义史学开始在中国全面发展。
    代表这一史学思潮的主将，依然是建国前开拓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史学大家。他们强调，用辩证唯物主义研究历史，是抓历史上最重要的关键性的问题，"把这些问题联系到历史的全面发展去研究"，"从历史现象背后寻找本质"，"揭发历史上的阶级斗争以及因阶级斗争而引起的社会变革"。他们告诫同行，应该从人民的立场出发治史，"寻找历史的主人是谁，这对我们知识分子具有头等重大意义"。他们说，要做到从人民出发治史，首先要做到"爱人民之所以爱"，自觉站到人民的一边；还要深入群众和实践，没有正确的群众观点和实践经验，"就无法了解历史运动的具体性和群众实践的深刻性"。这些史学大家的努力，推进了中国史学全面变革的过程。
    建国初中国史学变革的重要标志，是一系列有重大学术价值的史学论文的出现。1950年3月21日，郭沫若在《光明日报》发表《记殷周殉人之史实》的论文，依据安阳殷墟发掘的大规模人殉的史实，认为殷周都是奴隶社会。他的文章引起强烈反响，把30年代开始的古史分期讨论重新推向高潮。1954年，侯外庐在《历史研究》创刊号发表《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提出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是"皇族所有制"，也引起一场关于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的争论。同年《历史研究》第3期刊登了范文澜题为《自秦汉起中国成为统一国家的原因》的文章， 着重就汉民族形成问题提出看法，导致了一场影响广泛的学术争鸣。1955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所写的《论〈红楼梦〉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意义》这一引人瞩目的探索，使中国资本主义萌芽成为史学界的热门话题。史学界还就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进行讨论。胡绳的《中国近代历史的分期问题》，载《历史研究》创刊号，反响热烈。所有这些专题研究，标志着新中国史学开始摆脱战争的烙印，而向严肃的科学境界迈进。
    然而，建国初的史学思潮也有两个值得关注的动向。一是受苏联历史学的影响太深，若干论文和出版物，热衷于对苏联历史著作的引证，对苏联史学著作中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正确性"深信不疑。二是有过份强调史学工作者的世界观改造，某些偏激情绪对史学思潮发展有负面影响。这反映了建国初史学发展进程中存在着教条主义和抑制史家个性的隐患。
    二
    1957年至"文革"前夕，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由于这段时期党的政治路线起伏不定，不时出现"左"的偏向，所以史学思潮也是跳荡不定，成绩和失误并存。
    这段时期史学界最荒唐的事，便是所谓的"史学革命"。1958年3月10日， 陈伯达在一次科学规划会议上提出要"厚今薄古"，全国很多高等院校通过"拔白旗"运动予以贯彻，"史学革命"也由此开始。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历史科学中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保存了北京大学、北京师大、南开大学、山东大学等著名大学历史系"拔白旗"运动的原始资料。错误的史学思潮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简单化，把历史科学研究变成单纯的立场问题。有人提出"打倒王朝体系"，"把帝王将相赶下历史舞台"，有的还主张按照农民起义的顺序，编写一部新中国通史。"史学革命"还要求一切史学研究内容，无论古今中外，都应配合现实的阶级斗争形势。谁如在史学研究基本功上多化功夫，便会被扣上"忘了马克思主义"，"繁琐考证"，"资产阶级史学"的帽子。"以论带史"的主观唯心主义口号，使历史学成了任人随意捏弄的面团。
    "史学革命"受到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坚决抵制。他们高举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的大旗，对非历史主义的伪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了坚决的抵制和批判。郭沫若的《替曹操翻案》便是典型。他指出，应正确看待历史上的人民和统治者，"我们今天要从新的观点来追求历史的真实性"，"人民是正直的，只要我们把真正的历史事实性阐明了，人民决不会把有功于民族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历史人物，长远地错当成反面教员。"翦伯赞也发表《关于打破王朝体系》一文，尖锐指出，"为了打破王朝体系，连王朝的称号和王朝本身的历史也要从中国通史中削减或删去，这就等于在倾倒脏水的时候，连小孩也一并倒掉。"他们的这些观点很快得到了全国史学界的响应，表明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与"史学革命"针锋相对的态度和立场。
    科学的史学思潮在60年代初更趋昂扬。翦伯赞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文章，其中，《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目前史学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等，尤其引人注目。范文澜也发表《反对放空炮》的文章指出，"我说的历史学大炮是指实弹射击，空炮是打不倒任何靶子的"，"真正打得倒敌人的历史学大炮是经过切切实实研究的历史学著作（论文或书籍）"。侯外庐也在《红旗》杂志撰文，呼吁史学工作者应该有严肃认真的态度，要有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
    60年代初科学史学思潮的昂扬，和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有密切关系。1961年前后，党中央开始注意到工作中的问题，采取了一系列对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调整措施。贯彻"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是中央一再重申的文化政策。周恩来在1961年6月19日的一次会议上说："即使是党已经研究通过的东西， 也允许提意见。中央工作会议正式通过的东西都允许讨论，允许提意见，加以修改。"政治的宽松使史学界出现了重视求新、务实的气象，这也是当代中国史学在跨越60年代过程中最有生气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