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至"文革"前夕，尽管史坛风云变幻，逆流屡现，但史学发展的主流趋势是稳定的。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十分关注普及历史知识的问题。吴晗说："我们要彻底改变文化上一穷二白的面貌，必须把提高了的东西普及给全国绝大多数人，人人懂得点历史，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自己的前途，并通过历史的学习，更加热爱自己的祖国、热爱党、热爱人民，信心百倍地投身到社会主义事业的革命洪流中去。"短短几年，史学工作者标点了《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及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等还出版了史学家们编写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外国历史小丛书》等读物。轰轰烈烈地开展着的民族关系史研究，也为中国共产党制定民族政策，提供了积极的参考意见。在中国史研究方面，通史著作又有新的成果。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初稿，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大体写成并陆续出版。侯外庐也新修订了《中国思想通史》。许多著名史家纷纷贡献了他们的断代史专著和专题史研究专著。世界史研究方面，西欧、北美、亚、非、拉、美等地区史的研究，都有成就。历史学研究的深入，还引起它的反思工作，即史学史研究的兴起。60年代中期开始，史学史工作者就史学史研究的任务、对象、目的展开了热烈讨论，对中国历代著名史家和史著研究的文章不断涌现。
    概言之，这一时期史学还是"文革"前17年史学的最好发展时期，无论从研究的领域还是研究的深度看，都有新的突破和飞跃。郭沫若、翦伯赞等史家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理论的阐扬和实例分析，使科学史学思潮的发展有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三
    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也是我国史学界蒙受大劫难的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优良传统遭到践踏，历史学面临崩溃的绝境。
    "文革"时期的史学思潮是一种极"左"的史学思潮。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观点成了整个社会压倒一切的政治舆论，"左"的史学思潮也空前活跃。为了彻底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他们首先抓住了对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的批判。1965年戚本禹发表《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奇文，咒骂马克思主义历史主义原则，抹杀了阶级观点，是纵恿史家"趴在陈旧的历史故纸堆上"，"向古人焚香顶礼，跟着他们去翻查历史的流年老账。"他认为历史学不仅要为现实政策作注解，还应根据现实的需要重新改铸。戚本禹的文章自然为史家所不能接受，但由于此文的来头大，遂使他们处于困惑不解的境地。紧接着便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发表。姚文元是文学评论家，但这篇文章的矛头是直指吴晗的，实际上是戚本禹文章精神的进一步体现。吴晗不仅被指责为攻击现实政权的反动分子，而且被指斥为不学无术的反动权威。这篇被称为拉开"文革"序幕的文章，导致历史学面临空前的劫难。
    "左"派们不遗余力地攻击翦伯赞等优秀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攻击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光荣传统及其成果。他们连篇累牍地抨击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原则，说这个史学主张在整个学术界发生了"极端恶劣的影响"，"造成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凡是宣扬资产阶级客观主义、历史唯心主义，特别是封建主义货色的人，都从此找到了理论根据"，"哪里有歌颂帝王将相，哪里有美化'先贤'、'先哲'，哪里有全盘肯定古代作品和作家，哪里的理论根据就一定是'历史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及其众多史家的煌煌成果，几乎被毁于一旦。
    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史家先贤的批判，不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揭开他们这场闹剧的后幕，可以看到他们篡党夺权的全部阴谋。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科学思潮，便可以毫无顾忌地推行他们的反科学的实用主义史学，随心所欲地为阴谋分子的上台制造理论依据。批《清宫秘史》、批林批孔、评法反儒、评《水浒》，比肩接踵，历史成了他们手中随意捏弄的玩物。人们把"文革"史学称为影射史学，真是一箭中的。这种影射史学既是对史学的经世传统的背叛，又是对史学的科学精神的叛逆，它的实用主义原则，使历史研究无真理可谈。
    "文革"史学的惨痛教训催促史家作深刻的反省：当舆论工具被坏人利用，史学成了阴谋分子的工具时，有良知的史学家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为国家和人民而秉笔直书历史。
    四
    1976年至今，是新中国史学发展的第四个时期，亦是发展颇为健康、研究成果十分丰富的时期。
    这个时期的史学首先是以反思史学的形式出现的。研究者痛定思痛，对"文革"中"左"的史学思潮作了尖锐的抨击和批判。针对影射史学的危害，史家们指出，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应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绝不能搞歪曲、篡改、影射、比附等实用主义的一套。正确的古为今用，应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历史，对历史作科学的批判和总结，启迪和指导现实，只有革命性与科学性的有机结合，才能做到切实有效地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史家们还注意到对苏联史学影响的反省。有学者提出，苏联历史学以教条为根据，为教条作注脚，以教条代结论，我们的历史学亦步亦趋跟上去。对影射史学的批评和对苏联史学影响的反省，使史家头脑清醒了许多。明白了史学的经世目的必须以科学为基础，而背离时代本质趋势的"经世"是伪史学。这两条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正确把握。否则既不能准确考察历史，也不能准确体察现实，教条主义恰恰会耽误这一切。因此，"文革"后的这一次思想大反省对尔后史学的大发展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中国史学界迎来了花团锦簇的春天，研究课题的深度和广度，呈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史家对中国古史分期、中国农民战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民族关系史等问题重新展开了讨论。与此同时，又辟出很多新的研究领域和研究方向，如华侨史、中华民国史、家庭家族史、法制史等。史学工作者还开始了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希望通过生动的、具体的历史现象研究，对真实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不同层次的发展规律，作更正确的揭示和描绘。这时期，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古籍整理等，都取得了进一步的可贵成果。史学工作者还密切关注史学信息的搜集工作。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对国内外史学研究新成就、新动向、新问题、新资料茫然无知和闭目塞听的史家，不可能做出创造性的成就，奉献有真正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的成果。
    新时期史学发展的内核，还是史学理论，它是史学发展的灵魂。在"文革"后史学反思的基础上，史学工作者继续对一些有影响的理论问题作了深入探讨。关于"史论结合"问题，史学工作者强调，必须坚持科学理论与历史实际材料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工作。为了全面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思想体系，史家们还对社会发展形态、历史发展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历史的创造者等多个问题作了十分深入的讨论，力求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理解的简单化、庸俗化倾向。面对改革开放形势的需要，史学界又展开了关于史学和现实关系问题的探讨。关于"史学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与区别"、"古为今用"、"厚今薄古"、"历史的类比与影射"、"史学危机"等，是学者们比较集中关注和争论的几个问题。这就进一步清除了长期来依附在史学界的"左"的思想影响和非科学化的史学观念。在史学如何坚持科学研究，体现时代精神和承担意识形态使命等方面的认识上，达到更多的共识。这些讨论，为这一时期史学发展和繁荣奠下了良好的思想基础。
    一枝独秀不是春，万花齐放春满园。改革开放的卓越成就，也使史家认识到借鉴吸取国外科学研究成果及其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同其它自然学科、人文学科一样，历史学也应注意加强同域外的学术交流，开阔眼界，丰富成果，与国际水平接轨。谁都清楚，这些年来史学界与国外学界同行的交流非常频繁，国内出版界还翻译出版了大量海外史学界的研究专著。新中国成立40余年，海内外史学工作者彼此真正有所了解，还是在最近的十多年里。对域外先进经验的借鉴和吸取，使新时期史学充满了勃勃生机。面对五光十色的西方史学新流派、新思潮、新观念、新问题、新方法，中国史家也有了相当清醒的头脑。他们提出：引进国外史学理论，不能脱离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实践，引进国外史学理论，要与研究西方史学自身的发展变化与新陈代谢结合起来；引进国外史学理论，中国历史学家还应有自主意识。这是新中国史学真正走向成熟的信号。
    新时期史学思潮仍在滚滚向前。看它的过去可以预见未来。由于新时期史学是在对以往自身错误和挫折反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在力求克服教条主义和倡导实事求是新学风的要求下全面展开的，是在政治较为宽松的气氛下充分关注和吸取了域外科学研究成果和科学研究方法的前提下稳步前进的，所以人们预言，新时期史学的前景看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