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在一些文化中已逐渐成为最基本的生活手段。目前虽然很难得出农业经济进步幅度的计量数字，但它的发展可以从聚落数量增加、面积扩大、文化堆积变得厚而长期等许多现象上体现出来，因为这些变化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
    这一时期很多地区都出现了环壕聚落，它意味着安定持久的生活以及氏族社会的稳定。而前述聚落面积扩大、聚落分布密度增加等现象，又意味着人口的大幅度增殖和集团规模的扩大。这些变化又进一步导致了两个有关联的文化倾向。
    首先是考古学文化的地域扩大了，内部联系加强了。汇合磁山、裴李岗、老官台文化而来的仰韶文化，在分布范围上远远超过了前三个文化的总和；从公元前5000年起，仰韶文化在文化面貌上表现出来的内部统一性不断增强，到庙底沟期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类似的情形也出现在黄河下游。后李文化之后，经北辛文化过渡而来的大汶口文化在将胶东半岛土著文化混一的同时，也逐渐把地域拓展到西至豫东、南越淮河的广大区域。长江中下游的地方文化也都有不同程度的扩展。
    其次是考古学文化之间交流的繁荣。文化的扩展使更多的人团结在一起，也使得文化与文化变成了近邻，这时，彼此间的联系也就变得密切起来。与此同时，在前一阶段文化之间联系上的微妙不平衡也持续加大，一些文化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而形成了几个大的文化群，如严文明概括的彩陶文化圈、鼎文化圈和筒形罐文化圈（注：严文明《中国古代文化三系统说--兼论赤峰地区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中国北方古代文化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吉德伟对前两个文化圈的特征与区别有过很好的描述（注：吉德伟《考古学与思想状态--中国的创建》，《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只不过他把它们称作“东、西方文化”。吉德伟在文章里没有涉及东北地区的筒形罐文化圈。其实那里的情况也是类似，而且它形成的时间比其他两个还要早（图二）。
    这种文化群的形成与它们各自不同的经济基础有关。但是，以物质文化面貌为标准划分出来的集团格局与经济类型的分布不完全一致。对此，也许可以借用苏联考古学的两个概念来表达这种关系，那就是“共同经济类型”和“历史文化区”。这种现象意味着人们之间的联系不仅建立在相同的经济生活上，还应当有思想的乃至政治方面的内容。
    文化交流还不可避免地出现在文化群之间。如具有仰韶文化风格的彩陶也出现于大溪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中，类似大溪文化的白陶普遍出于南中国的广大地域。不过，仔细比较三个文化圈之间的交流情况可以看出，仰韶文化在这个三角关系中似乎更为主动和强有力。一方面是它的彩陶风格影响甚广，另一方面，鼎文化圈中的封窑烧陶技术和产品、发达的磨制石器技术和玉器都还没有影响到仰韶文化中来。至于仰韶文化和筒形罐文化圈的关系，就更像是一边倒了。
    仰韶文化之所以成为主动的一方，同它本身强大的实力有关。最近，笔者有机会在河南灵宝进行调查。当地已发现史前遗址120多处，据初步统计，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堆积有70多处，其中有三四处遗址的面积达50万平方米左右，北阳平遗址面积更是达到100多万平方米，其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密集、规模之大皆令人惊讶。而且一些迹象表明，灵宝还不是仰韶文化最中心的地区，由此不难理解仰韶文化何以在对外关系上取得优势了。
    如果不能全部归功于这场大规模文化交流的话，它至少也是导致下个时期文化格局变化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 公元前3000～前2500年的文化形势
    经过前面那场大范围的文化交流后，涌现出一批高度发达的地方文化，如具有大型宗教遗址和贵族墓地的红山文化，以大型聚落遗址、贵族墓地和发达的攻玉技术为特征的良渚文化，建造了超大型城址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以及仰韶文化大地湾遗址的宫殿式建筑等。为了强调这些文化的成就，我们用“文明”一词来称呼它们。由于它们所处的时代，可以把它们叫做“史前文明”；又由于它们所在的地理位置，也可以把它们叫做“地方文明”。
    时间上的前承后续使我们相信，那场大规模的文化交流与地方文明的崛起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这一点在有关红山文化的讨论中已被指出（注：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商务印书馆（香港），1997年。）。良渚文化的崛起也是建立在用鼎文化区内部广泛交流的基础之上。只是要彻底搞清这种文化交流在哪种机制上发挥作用，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比较这些地方文明不难发现，它们都达到相当高的成就，但在文化表现上却各有千秋，暗示其各自的社会发展方式有一定差别。以良渚文化为例，它的成长迅速而短暂，很快便达到高峰。在这个突起阶段，良渚文化似乎主要是自我封闭式的发展，与此前阶段开放式的对外关系有很大的不同。到了文化的峰值期，它开始对外扩张，同时有很多引人注目的特点，如它是一个组织化程序颇高的社会，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社会中存在大量非生产性劳动支出，享乐型的社会生活等等。良渚文化的衰落也同样突兀，我曾经推测，这主要是由于良渚社会内部的调节机制彻底失效所致（注：赵辉《良渚文化的若干特殊性--论一处中国史前文明的衰落原因》，中国良渚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1996年（待刊）。）。良渚文化的宗教在社会生活中占有突出地位，在这一点上，与之最相似的非红山文化莫属。然而两者的经济生活全然不同，前者的稻作农业显然不适合后者所在的东北地区，遗迹遗物所表现出来的宗教思想内容也有很大差别。若将良渚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作一比较，也可以看出，宗教在后者的社会生活中明显没有前者那样煊赫。良渚文化有小规模墓地和分散居住的聚落，又和大汶口文化中带有大规模公共墓地的村落不同，这意味着两者在社会组织方面的差异。这些高度发达的文化其命运也不尽相同。红山文化和良渚文化衰落得比较早，身后留下了一段时间颇长的苍白；屈家岭文化过渡为石家河文化之后，也在与中原文化的折冲中改变了方向；只有大汶口文化的后续者有能力与中原文化对峙较长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