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观点对汉代田税征收方式有两种认识：一种认为是浮动税制，收取亩产的十五分之一或三十分之一，税额因时而异；另一种认为是定额税制，有亩税三升、亩税一斗、亩税一斗五升及其以上（均以三十税一计）等分歧，而以亩税三升说较为流行（注：林甘泉先生认为“不论是十五税一或三十税一，都是按土地每年的收获征收。”见林甘泉、童超《中国封建土地制度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57页。这是按产量征收田税的代表。安作璋、韩连琪等先生则主张实行定额税，亩税三升，见安著《汉史初探》，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韩著《先秦两汉史论丛·汉代的田租、口赋和徭役》，齐鲁书社1986年版。认为亩税一斗以上者，见周国林《汉代亩租额稽核》，《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2期，等。）笔者认为，从征税方式上说， 汉代采用的是定额税制，但是并非如人们所理解的那样自始至终都是亩税若干，而是有一个变迁过程。西汉承战国和秦朝之旧，田税按户按顷计征，亩税虽轻，但农民无论有无一顷之地都要交纳百亩田税，其田税负担远远超出人们想象，高者达十税伍；东汉初年，改为按亩计征，国家规定的税额依然有限，但因收税方式的新弊端，农民实际负担则重得多。明白了其中的缘由，不仅有关汉代田制、亩制、亩产量、税制的诸多矛盾可以释然，更有助于我们对两汉社会变迁的认识。
    一
    先谈西汉定额税的确定问题。
    《汉书·食货志》载晁错语云：“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这是人们确定汉代亩税三升（按三十税一之率，若按十五税一则亩税六升）的主要依据。此外，《汉书·匡衡传》谓匡衡私占四百顷封地被发觉后，被迫退还已收租谷千余石，正合亩税三升之数。但能否据此说汉代农民就是按亩税三升的标准耕多少地纳多少税？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亩税三升是以每户百亩、亩产一石为前题的，国家收税以百亩为单位，而不是按实耕亩数收取。也就是说，这种定额税不是按亩定额，而是按顷定额的，农民实有土地达到百亩时固然是亩税三升，不足百亩就不止三升。而汉代农民实有土地多不足百亩，其实际负担远超出每亩三升。这个问题必须从战国说起。
    战国时代，重农重战，实行国家授田制，按每夫百亩良田的标准授之于民而后课之以税，百亩既是授田的基本单位也是征税的基本单位。《周礼·地官·大司徒》、《遂人》均分土地为三等，上地每夫百亩、中地二百亩、下地三百亩，或者上地夫百亩、莱五十亩，中地夫百亩、莱百亩，下地夫百亩、莱二百亩。这夫百亩之上地是良田，增加之百亩、二百亩是指处劣地之民而言，目的是以土地数量调节总产量的差异，耕良田者按百亩授予，耕劣地者加倍或再倍授予。原因就在于按百亩征取定额税，耕与不耕都要交纳，按户收取，目的是以课促垦，这就是战国时代的治土分民之法（注：关于战国土地制度和田税征收方式，参阅拙作《“相地而衰征”新探--兼谈春秋战国田税征收方式》，《人文杂志》1996年第1期；拙著《周秦社会结构研究》，西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礼记·王制》云：
    方一里者为田九百亩，方十里者为方一里者百，为田九万亩；方百里者为方十里者百，为田九十亿亩（郑注：亿，十万也）……山陵林麓、川泽沟渎、城郭宫室途巷三分去一，其余六十亿亩。六十亿亩即六万顷，包括良田与恶田、已垦与未垦在内，都是可耕之地，都可以用来授予农民，征之以税；或者部分授予农民，部分国营。耕地总面积出来了，总的税收额也就出来了。这种按百里之地计算耕地总面积的方法即为提封田法。这并不是什么西周制度，而是战国通则。《汉书·食货志》云李悝在魏行尽地力之教，所采取的制度是：
    地方百里，提封九万顷，除山泽邑居三分去一，为田六百万亩，治田勤谨则亩益三升（斗），不勤则损亦如之，地方百里之增减辄为粟八十万石矣……今一夫挟五口，治田百亩，岁收亩一石半，为粟百五十石，除什一之税十五石，余百三十五石……这是魏国制度，百里之地有耕地六万顷，其中良恶田并举（《吕氏春秋·乐成》：“魏氏行田百亩，邺独二百，是田恶也。”行田即授田，恶田加倍授予，是知魏之提封田是良恶田并举）；每夫百亩，标准亩产一石半，百亩之税十五石。各国各地自然状况不同，耕地与非耕地所占的比重也有不同。《商君书·来民》云：
    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溪谷足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居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所谓先王之律云云只是秦国士人的托词，实际上这是秦国计算耕地面积之法，区分细于魏国。秦国的标准亩产量是否和魏一样不得而知，但授田和征税均以百亩为基本单位则是一致的。云梦秦简《田律》云：
    入顷刍稿，以其受田之数，无豤（垦）不豤，顷入刍三石、稿二石。刍自黄及束以上皆受之。这是商鞅变法后的制度，刍稿是庄稼茎叶，用作饲草，是田税的附加物，刍稿之征是根据农民受田数量，无论耕种与否，一律按顷交纳，田税亦然。因此，战国田税就政府来说是有固定标准的，即标准亩产量的十分之一（什一税是当时通制），但就每个农户来说，其田税和实际总产量之比则变动不居，因其耕作能力而千差万别。从当时动荡不安、官吏横暴的社会背景看，有相当一批农民是难以种完这百亩之地的，处劣地者尤其如此。因此之故，孟子才提出批评，而大力鼓吹井田制。《孟子·滕文公上》云：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龙子曰：治地莫善于助，莫不善于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也。贡法即实物税，采用定额制。孟子以古讽今，表面上批评夏后氏，实际上是批评现实税制。不过，孟子批评的还不完全，其不合理之处不止于“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这一端，还有垦与未垦、收与未收也要“取盈”这一弊端设计在内。杜佑在《通典·食货四》中曾据孟子之说批评秦制说：“夏之贡、殷之助、周之藉，皆十而取一，盖因地而税。秦则不然，舍地而税人，故地数未盈，其数必备，是以贫者避赋役而逃逸，富者务兼并而自若。”这是有道理的，在授田制之下，“上有通名，下有田宅”，凡在籍农民至少都应有百亩之地，都要交纳百亩田税（先秦时租税合一，从法理上讲，什一税应是田租性质；本文为行文方便均以税称之），不管实际耕作状况和收获多寡，一律按户按顷征取，故云“舍地而税人”。秦简《田律》证明杜说之不诬。不过，杜佑把这笔帐都记在了秦朝头上是有失偏颇的，这是战国通制，而非秦制独然，“贫者避赋役而逃逸”更是六国的普遍状况，秦才有“来民”的基础；至于“富者务兼并而自若”则是以后世史实推秦朝情况，在秦朝，土地兼并并没有成为社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