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众所周知，战国是土地国有制，在授田制之下，农民只要著名户籍就能领到土地，最少也是百亩之地，以顷征税，对国家来说名实相副，不存在征税亩数和实耕亩数背离的问题。其时人少地多，国家缺的是人口而不是土地，农民只要愿意总是有地可种的。但是，授田制又是国有制向私有制发展的过渡形态，土地一经授予就不再还授，长期固定于私人名下，久之即归私有。秦始皇三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注：《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一年《集解》。），在法律上承认土地私有的合法性，土地更成为私有财产的主体，土地兼并必然发生，必然有部分农民失去土地，而田税依然按户以顷征收，就产生了名不副实的问题，只是这个矛盾在秦朝和汉初尚不突出而已。汉高祖五年，战乱甫定，即诏告天下，“复故爵田宅”（注：《汉书·高帝纪》。），承认秦朝各个阶级、各个阶层所占土地田产的合法性，使土地和人口重新结合，在当时来说，是耕者有其田的，使汉初得以按照秦朝版籍所示人地结合状况，根据现存人口征之以税。土地关系决定着赋税制度，汉初继续着秦朝的土地制度及其关系，必然沿用其田税征收方式。但随着经济的复苏，特别是工商业主势力的发展，土地兼并迅猛，农民破产流亡与日俱增，国家按籍征税困难重重，到汉武帝时成为最突出的社会问题。但汉武帝并没有从改变田税征收方式入手来解决这一问题，而是采用行政手段，打击土地兼并势力，试图使农民重返家园。汉武帝派刺史循行郡国，以六条问事，第一条就是“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注：《汉书·百官公卿表》注引《汉官典职仪》。）。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田宅逾制”四字，“逾制”即超过了占有田宅的制度规定，这个标准从何而来？在汉初的文献和出土资料中未见占田的具体规定，所逾之制从逻辑上分析只能是“复故爵田宅”时的数量和达官显贵们因功受封的数量标准。逾制之后，强宗豪右的实际占田数远远超出了原来的等级标准，却仍按原来的占田交税；而农民虽然无地却也要按旧制交纳，因收税不公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汉武帝的一系列财政改革、整顿经济秩序的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库收入，而不是为了还富于民，此举也不例外，因而虽然打击了“田宅逾制”之强宗豪右，但农民的占田并没有多大改观，税收方式依旧，重返家园者不多，才有大规模的移民屯田，才导致了文学们的激烈批评，指出了“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这一根本症结。
    《盐铁论·未通》还记载了一段文学们对武帝的批评，云：“往者军阵数起，用度不足，以赀征赋，常取给见民；田家又被其劳，故不齐出于南亩也。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色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多。”以往人们在分析这段话时，大都认为这“大抵逋流皆在大家……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云云是吏治败坏、赋役繁重的结果，这当然正确。但在明白了当时的田税征收方式之后就不难发现，仅此是不够的，农民之苦难除了官吏之恶以外，还有制度的原因。这“取给见民者”除了赀产税之外当然包括了田税、人口税在内，而这两项在每年的财政预算时各个郡县都是有相应指标的（上计就是根据这些指标确定殿最的），国家只要求各郡县完成规定的数字，至于如何完成、每户农民具体交纳多少则不予过问；郡县长吏为了加官晋爵、保住乌纱帽，就弄虚作假，虚报垦田人口，汉武帝曾指责丞相石庆说“今流民愈多，计文不改”（注：《汉书·石奋传》。），人口已流亡他乡，上计时照旧呈报，田税口钱算赋也只好按计文的数字上交，只好“取给见民”，赀算亦是如此。众所周知，汉代极重视人口，原因就在于其时之各项赋税主要是依人口征收的。正因为如此，文学们才力主恢复“藉法”剥削。藉法剥削率虽然高于三十税一，但那是根据农民的实耕土地计算的，自耕百亩，耕公田十亩，人数与土地统一，可以避免三十税一之下的实耕亩数与纳税亩数背离的问题。王莽曾批评说：“汉氏减田租，三十而税一，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什税伍也。”（注：《汉书·王莽传中》。）以往解释，或谓这什税五是并合田税和人口税、更赋言之，或谓为地主对农民的田租剥削率。明白上述道理之后，这什税五是相对于三十税一而言的，指的是田税，指的是农民的实际交纳的田税相当于收获的什分之五，原因就在于实有土地远远少于征税亩数，外加地主的转嫁和官吏的追加。正是鉴于这一历史现实和思想背景，王莽代汉才实行王田制，试图恢复井田之法（王莽之井田与孟子井田有异）。尽管这只是一支违背客观规律的历史幻想曲，但这确实是有的放矢，是想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实有土地和纳税亩数背离的矛盾。荀悦曾批评汉代的轻田税政策不利于农民，汉文帝的减免田税更无惠于农民，指出“官家之惠优于三代，豪强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也。文帝不正其本而务除租税，适足以资豪强也”（注：《通典·食货四》引荀悦语。）。文帝时的土地兼并尚不严重，减免田税对农民还是有一定益处的，只是文帝减免田税开“资豪强”之端绪而已，荀悦故批评之。以往论者多从吏治败坏、豪强横暴这一非制度因素考虑“上惠不通、威福分于豪强”的原因，现在是应该将这一原因和制度本身结合起来考虑的时候了，是制度给予地方官吏们与豪强地主狼狈为奸、转嫁赋税以保障。
    说到这里，以往对汉代亩制、亩产量认识的种种矛盾也都可以释然了。长期以来，人们大都认为五口之家、百亩之地是西汉小农的基本形态，但是《史记·陈丞相世家》谓陈平和他的兄嫂只有30亩地；湖北江陵凤凰山汉简记载的郑里25户农民共有地617亩，平均每户只有24.7 亩；据《汉书·地理志》所记的垦田数（即按提封田法“定”出的垦田数）和户口数，每户也只有67.61亩，都不满百亩之数， 因而有不少论者怀疑晁错说的“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的可靠性。又有的论者根据两汉文献中有关亩产二石、三石、四石的种种记载，否定晁错的亩产一石之说，进而推论汉代田税在亩税六升、一斗、一斗五升以上。近来有的史家从亩积大小不同的角度对上述亩产量的不同作出解释，产量高低是亩积和土地肥瘠不同所致。把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注：参见宁可：《有关汉代农业生产的几个问题》，《北京师院学报》1980年第3期。）。但是，既然亩积有大小、 产量有高低，那大小亩关系怎样？田税究竟是按小亩征收还是按大亩征收？这些只有明白了汉代田税征收方式之后才能解答。
    自春秋末年起，各国都曾改革田制，扩大亩积，就目前所见有一百六十步之亩、二百步之亩、二百四十步之亩、四百八十步之亩等等，变动不居，无统一定制。但各国在用提封田法确定耕地总面积和田税总额时则用百步之亩。百步为亩，三百步为里，方里而井，方百里提封九万顷，这样计算起来，简便易行。至于农民在耕作中的亩积则田地制宜，因时因地而异（注：关于战国亩制，参阅拙著《周秦社会结构研究》第二章。）。这种制度在西汉前期并没有改变，依然是大小亩并行，晁错说的亩产一石之亩是小亩，是国家计算田税总额之亩，陈平所有之三十亩地、郑里各户所有之亩数则是实耕亩积，是大亩。郑里25户农民家贫无法下种，向政府借贷种粮，所需多少只能按实耕亩积计算。我们虽然不知道其实耕亩的步数，但肯定大于百步之亩是没有疑问的。明乎此，我们对《盐铁论·未通》御史说的“先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这句话也就好理解了。据银雀山汉简《孙子兵法·吴问》，早在春秋末年、起码是战国初期三晋就已有二百四十步之亩，许慎《说文》则谓“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那么御史的“先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作何理解？谈汉代亩制者对此大都回避，有的则谓武帝始将二百四十步之亩推行全国，这显然与“制田”之“制”的意思不合。现在可以明白了，在武帝“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之前，汉代是大小亩并存制，征税之亩和实耕之亩分离，至此，二者统一起来了，国家也按二百四十步之亩计算田税总额，而后分摊各郡征收。从理论上说，此举可以增加农民收入，但没有改变农民土地占有状况，征税方式不变，农民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文学们才进行反驳。从此之后，百步之亩正式退出历史舞台，史籍所云此后之亩产均为大亩了。时间既久，人们逐步忘记小亩在西汉前期的功能，对晁错所云产生怀疑，以致于修正晁错的亩产一石之说，如荀悦《汉纪》在编录晁错这一段话时，就将“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改为“百亩之收不过三百石”。如果不是荀悦所改，也是后人所篡，其原因均是认为大亩产量不止一石之故，今人的怀疑就不足为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