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统一之后，整齐制度，加强集权，其田税征收方式则一仍其旧，上举《田律》的规定在统一之后仍旧适用。秦亡汉兴，经济残破，“上于是约法省禁，什伍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注：《汉书·食货志上》。）。景帝元年又改为三十税一。税率是大大降低了，但其征收方式并没有改变，依然是按每户百亩为基本征税单位。晁错说的“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云云就是指国家计算田税的基本单位而言（注：《汉书·食货志上》。）。五口之家百亩之地是小农的基本形态，亩收一石为官府估定的标准亩产量，依率计税之后，再赋之于民。不同的是，汉初君臣，起自民间，知民生艰难，更有亡秦之鉴，在沿袭秦朝征税方式的同时，能主动降低税率，减轻农民负担，而不是像秦朝那样横征暴敛。班固在这里突出“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是有其深意的，突出了汉初君臣的远见卓识，说明汉初虽然沿秦制度，萧何虽然接收了秦朝的图书秘籍，俱知天下扼塞、户口多少，但没有按籍征税，而是变通行事。
    西汉田税征收方式沿秦旧制，在江陵凤凰山汉简中有明确记载。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的六号木牍是平里、稿上的两地农民缴纳稿税的实况记录，其文云：（注：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平里户刍二十七石，田刍四石三斗七升，凡三十一石三斗七升。八斗为钱，六石当稿。定二十四石六斗九升当□。田稿二石四斗四升半，刍为稿十二石，凡十四石二斗八升半。
    稿上户刍十三石，田刍一石六斗六升，凡十四石六斗六升。二斗为钱，一石当稿。定十三石六斗六升当□。田稿八斗三升，刍为稿二石，凡二石八斗三升。刍稿是饲料，秦朝是按顷征收，说已见上。汉朝则按户按田征收，户刍远远多于田刍，真可谓是“舍地而税人”了。这看上去和秦按顷征收有所不同，其实质则一，秦是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民，按顷计征和按户征收一致，汉朝户刍若干和秦相同。刍稿如此，田税亦然。
    凤凰山汉简是景帝时之物，其反映的制度也是西汉前期事。但到西汉中后期，其田税征收方式仍没有改变。《盐铁论·未通》记述的御史和文学的一段对话颇能说明这一问题，其文云：
    御史曰：……先帝哀怜百姓之愁苦，衣食不足，制田二百四十步而一亩，率三十而税一。堕民不务田作，饥寒及已，固其理也……
    文学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丰耗美恶，与民共之。民勤，已不独衍；民衍，已不独勤。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田虽三十而以顷亩出税，乐岁粒米粱粝而寡取之，凶年饥馑而必求足。加以口赋更徭之役，率一人之作，中分其功……御史旨在说明武帝惠民，扩大亩制之后仍按三十税一征税；亩制扩大，产量增加，农民实际收入相应增多。如按小亩计（汉代大小亩并行，小亩为百步之亩，晁错所云即指小亩，详下），亩产一石，除去田税三升，农民实得九斗七升；如用二百四十步之大亩，亩产二石四斗，除去三十分之一的田税八升，农民可有二石三斗二升的收入；但农民不务田作，以至于入不敷出，是懒惰所至，辜负了武帝的一片好心。文学则认为，这是口惠而实不至，因为田税不是按农民的实有土地征收的，而是以“顷亩”计算的，“顷亩”即一顷之地，不管农民有无“顷亩”之地，也不管实际收获多少，都要交纳“顷亩”即一顷地的田税。在秦朝凡是受田之民，无论耕种与否都要交纳一顷地的田税，在汉朝则不管有没有一顷之地都要按顷交纳，二者征税方式一脉相承。现在论者，无论对汉代田税征收方式持何看法，无一例外地都把这儿的“顷亩”解为田亩数的多少，这显然是改字解经，不足为训，无论是在逻辑上还是史实上都不能成立。如“顷亩”果为田亩，文学们的反驳则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无论亩积大小，都交纳三十分之一的田税，有多少地交多少税，每亩不过数升，即使凶年，这个数量也是微不足道的，按剥削率来说都轻于“什一而藉”，有什么理由恢复什一而藉制？《后汉书·南蛮传》云秦昭王时“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李贤注：“一户免其一顷田之税，虽有十妻，不输口算之钱。”“顷田”即一顷之田，其词例和“顷亩”相同，“顷亩”即一百亩。这正是制度使然。文学之所以提出批评，原因并不在于什么虽然三十税一却按亩数征税，而在于当时农民实有土地数和国家征税土地数不一致，这一点下文还要详说。
    战国时期，采用提封田制计算耕地和田税总数，作为财政预算的基础，以掌握全国耕地总数和能征收的田税总数，而后责成各县，由县去组织生产，垦荒授田，每年年终即以年初预算的土地、田税、人口等指标考课各县政绩，是为上计（注：参阅拙文《论县制的发展与古代国家结构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3年第1期； 又见拙著《周秦社会结构研究》第三章。），目的是以课促垦，富国强兵。西汉虽然不存在授田制，但仍然保留着用提封田制计算耕地和田税的制度。《汉书·地理志》谓西汉元始元年有国土“地东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万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提封田一万万四千五百一十三万六千四百五顷。其一万万二百五十二万八千八百八十九顷居邑道路、山川林泽，群不可垦；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百三十六顷”。这8，270，536 顷是迄今所知的西汉最高垦田数。但是人们使用这个数字时，大都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个数字不是乡里郡县逐级丈量统计的结果，而是用提封田的办法“定”出来的，即推算出来的，其计算方法和战国相同。“定垦田”的目的是定田税，从中正反映了西汉和战国征税方式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