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他一些史家也在纪传体的编纂体例上具有不同程度的创见，在此不一一胪述。
    （二）编年体的继承与创新
    编年体本是我国最古老的一种史书体裁，春秋时期之晋《乘》、郑《志》、楚《梼杌》、鲁《春秋》、魏《纪年》，以及墨子所见"百国《春秋》"，都是编年体史书。后孔子对鲁《春秋》约其辞文，去其烦重，经过一番删繁就简，修成《春秋》。不过，《春秋》还带有很大的原始性，记事简单，有纲无目，加之它记事系时，机械地按照年、时、月、日胪列。因此，从编纂学角度来讲，《春秋》只不过是"一卷事目"（18）。《左传》是在《春秋》基础上完成的一部记事详细、内容丰富的编年史，它使编年体达到了基本成熟的程度。但是，它还有一定缺陷，如在记事系时上，对那些无年月可考的史事不能妥善处理，显得杂乱。有鉴于此，汉荀悦作《汉纪》，遂采用"通比其事，例系年月"（19）的写作方法，在严格按照时间顺序记事的前提下，把同类的人或事巧妙地联系起来记载，打破编年体以年月记事的限制，扩充了编年史的记叙范围。东晋袁宏撰《后汉纪》，在荀悦"通比其事，例系年月"的基础上，将纪传体中成功的类叙法纳入编年史中，进一步发展为"言行趣舍，各以类书"（20）的写法，其特点有二：一是把某人某一种品行的不同表现因类而记，并在末尾书以某某皆此类也的品题。如《后汉纪》卷十九写周举曰："公亮不挠，皆此类也。"二是把时代不同而品行相似的人连续写出。如卷十一类载江革、毛义、薛苞等孝子。这种糅纪传与编年为一体的撰述方法开拓了编年史的容量，减少了编年史以年月局限记载范围的困难，使记人叙事相对集中。这种写法为后世史家所效法。
    （三）方志体的继承与创新
    我国方志的萌芽，可以上溯至春秋时代。但正式意义上的方志，则是在东汉时期才出现的。《隋书·经籍志》云："后汉光武始诏南阳撰作风俗……郡国之书，由是而作。"不过，在常璩《华阳国志》以前所编写的各类地方志，体例不完备，内容不广博，要么是写一个地区的历史，要么是写一个地区的地理，要么是写一个地区的人物，三者自相分割，互不连贯，而且只是写某一时期，使人无法全面了解某一地区的历史面貌。常璩撰《华阳国志》，对前人所撰地方志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在吸收其成功写法的同时进行创新。他把编年史、地理志和人物传融为一体，创造出一种既完密而又简括的地方志体裁，在时间上贯穿古今，内容上历史、地理、人物三结合，有分有合，浑然一体，比较全面地反映了我国西南一千多年间的历史面貌。因此，常璩在我国地方史志编纂史上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
    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辈出，史书体裁甚多，许多史学家都在编纂体例上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创新。上面仅就一些重要的史家和重要的史书体裁略作论列。就此可以看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家，在史书编纂体例方面，不仅吸取前代史家撰史的经验教训，接受其成功的治史方法，而且根据时代和社会的客观要求，大胆创新，取得了许多富有成效的撰史方法，为促进我国古代编纂体例的发展作出了很重要的贡献。当然，也有一些不足和失误，例如，魏收撰《魏书》，附传过多，酿成繁顼、芜杂的不良后果。又如袁宏在《后汉纪》中过多运用类举法，且时常夹杂大段评论，造成体例不纯。但这些弊端毕竟处于次要地位，瑕不掩瑜。
    四、工求文笔，叙事简约
    这里所说的文笔，是指历史文笔，亦即历史著作中经过提炼的文学语言。一部史书，文字表达的优劣，直接关系着史书对历史事实表现的好坏和史书本身广泛、长远的传播与否。在我国，自《左传》始端，经《史记》发展，史家撰史，讲求历史文笔，就成为古代历史编纂中一个优良传统，同时也是古代史学名著的一大特色。我国古代著名史学评论家刘知几和章学诚都很重视这一点。"史之为务，必借于文。"（21）作为一个历史学家，要尽据事直书之职，如实地再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语言的表达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言之不文"，势必"行之不远"（22），因此，"良史莫不工文"（23）。《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之所以脍炙人口，流传不朽，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在于它们文辞优美。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撰史，多注重历史文笔。陈寿《三国志》的文采，和《史记》相比，有些地方虽略逊一筹，但其中也有不少传神之笔，三国时期许多重要的历史人物如诸葛亮、关羽等都由《三国志》的记载而栩栩如生地再现于读者面前。北魏崔浩曾说："陈寿《三国志》有古良史之风，其著述文义典正，皆扬于王庭之言。微而显，婉而成章，班史以来，无及寿者。"（24）袁宏《后汉纪》，文采可嘉，如其记赤壁之战，先书诸葛亮、周瑜、孙权之激昂陈词，末尾仅以"曹操与周瑜战于赤壁"落笔，文字洗练，语言生动。干宝撰《晋纪》，孙盛撰《魏氏春秋》和《晋阳秋》，均散佚，清汤球网罗旧籍，备加辑佚（见《广雅书局丛书》）。览其佚文，给人一种斥暴政则语气激烈，砭时弊则文辞尖刻，纪暴行则残忍横前，陈败亡则凄凉可悯的感觉，不仅修饰峻整，叙述生动，而且跌宕不群，纵横自得。诚如《文心雕龙·才略》所谓："孙盛、干宝，文胜为史。"范晔《后汉书》，文笔优美，议论放纵，仅就文采而言，可与《汉书》相媲美。范晔颇为自负的也是他的文章。的确，《后汉书》中不乏精妙之笔，试举一例："故永初之间，群种蜂起。遂解仇嫌，结盟诅。招引山豪，转相啸聚。揭木为兵，负柴为械。毂马扬埃，陆梁于三辅；建号称制，恣睢于北地。东犯赵、魏之郊，南入汉、蜀之鄙。塞湟中，断陇道，烧陵园，剽城市，伤败踵系，羽书日闻；并凉之士，特冲残毙。壮悍则委身于兵场，女妇则徽纆而为虏。发冢露胔，死生涂炭。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国若斯其炽也！"（25）用辞简洁，描写形象，绘声绘色，范晔的文采于此可领略一二。沈约撰《宋书》，很注重文字的加工与润色，因为他本身以文学见长，能诗善文，他自己也以此而自命不凡。的确如此，《宋书》笔致精妙，不乏引人入胜之处，"富强者兼岭而占，贫弱者樵苏无托，至渔采之地，亦又如兹。"简单数语，便把南朝初期农村阶级分化情况暴露得淋漓尽致。刘知几认为沈约同班固一样，都是少有的有文才的史家（26），不无道理。宋裴子野、齐王劭撰史，亦注重文笔，《史通·叙事》谓："近裴子野《宋略》，王劭《齐志》，此二家者，并长于叙事，无愧古人。"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些史家在工求文笔的同时，还力求叙事简约。史书编纂，宜从简要。对此，刘知几曾强调指出："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27）陈寿《三国志》向以叙事简洁著称，当时人即高度评价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他不仅要求自己的描写简练，而且所选录的文章，也大都能择取最为重要者。正因此，一部仅有六十五卷的《三国志》便全面反映了头绪纷繁的三国时代的历史面貌。干宝撰《晋纪》，一方面取材审慎，不铺陈堆砌；另一方面讲求叙述技巧，用辞简洁，引语精炼。凡引用当时人物的语言，一般都能作到既简炼而又能客观、全面地表达出事情的原貌。孙盛撰《魏氏春秋》和《晋阳秋》，力求叙事简要，《文心雕龙·才略》云："孙盛《阳秋》，以约举为能。"他善于用简练的文字写出丰富的内容，且文直事核，辩而不华，质而不俚。萧子显《南齐书》叙事亦比较简洁，如在许多列传中，对其人所上章奏每每通过总括加以扼要叙述，并不全文照录。
    综上诸节所论，清楚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在修史过程中，干史书编纂的各个方面，既继承前人成功的一面，又有许多重要的创新，丰富和充实了我国历史编纂学的内容，推动了编纂学的进一步发展。虽然也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陷与不足，但并不影响他们对我国古代史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注释：
    ①⑧《史通·正史》。
    ②⑦《上三国志注表》。
    ③《廿二史札记》卷六"三国志记事得实"条。
    ④《三国志·诸葛亮传》注引。
    ⑤《华阳国志》卷四《南中志》。
    ⑥《史记·楚世家》集解。
    ⑨《史通·序例》。
    ⑩《新唐书纠谬序》。
    （11）（12）《南齐书·檀超传》。
    （13）《史通·书事》。
    （14）《晋书·华峤传》。
    （15）《晋书·职官志》。
    （16）《后汉书·列女传·序》。
    （17）《廿二史札记》卷九"宋齐书带叙法"。
    （18）《通志·总序》。
    （19）《汉纪·序》。
    （20）《后汉纪·自序》。
    （21）（27）《史通·叙事》。
    （22）《史通·言语》。
    （23）《文史通义·史德》。
    （24）高似孙《史略》引。
    （25）《后汉书·西羌传论》。
    （26）《史通·核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