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史家袁宏的《后汉纪》是编年体史书的一部杰作。刘知几曾说："为纪传则规模班、马，创编年则议拟荀、袁"，①把它推举为编年体的样板。当代学者对此书在编撰方面的成就也给予了充分肯定。②但是，对袁宏《后汉纪》中极具特色的史论，历来评价很低，刘知几认为袁宏的史论"务饰玄言"，"玉巵无当，曾何足云"！③给以彻底否定。当代学者也因袁宏曾提出"笃名教"，认为其史论"多迂腐陈旧之说，是魏晋士族腐朽世界观的一个缩影"。④笔者不同意以上看法，认为他们都未能真正把握住解决问题的关键。鉴于此，尝试对袁宏史论重新做一探讨，以期能给袁宏史论以恰当的评价。
    一
    要想正确认识袁宏史论的价值，首先要把袁宏的史论与魏晋玄学联系起来看。袁宏受魏晋玄学影响，但史论决非"多饰玄言"，其名教观也不是两汉时期纯粹的封建礼教。
    魏晋时期，思想领域中占统治地位的是玄学。玄学影响了这一时期的思想意识与文化艺术，史学当然亦不例外。袁宏对魏晋玄学作过深刻研究，他曾著成《名士传》，此书今不传。《世说新语·文学篇》的注反映了袁宏对玄学研究的情况：
    "（袁）宏以夏侯太初、何平叔、王辅嗣为正始名士。阮嗣宗、嵇叔夜、山巨源、向子期、刘伯伦、阮仲容、王濬仲为竹林名士。裴叔则、乐彦辅、王夷甫、庚子嵩、王安期、阮千里、卫叔宝、谢幼舆为中朝名士。"
    可见，早在东晋时期，袁宏已对魏晋玄学的发展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把玄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并指出了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可惜《名士传》已佚，我们已不能知道袁宏是如何评论各位玄学家的思想。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袁宏对魏晋玄学这份思想遗产进行过总结，使得自己的史论明显地带有这一时期玄学特点。
    魏晋玄学以辩论"有无"问题为中心课题，以讨论宇宙的本体之学为其哲学的基本特征，以讨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为其哲学的最终目的。这种名教与自然之辩昭示着玄学家们的政治思想，贯穿玄学发展的始终，并直接影响到袁宏。
    袁宏曾提出"道本儒用"的理论，他说：
    "夫以天下之事，而为以一人，即精神内竭，祸乱外作。故明者为之视，聪者为之听，能者为之使，惟三者为之虑，不行而可以至，不为而可以治。精神平粹，万物自得，斯道家之大旨，而人君自处之术耳。夫爱之者，非徒美其车服，厚其滋味，必将导之训典，辅其正性，纳之义方，闲其邪物。故仁而欲其通，爱而欲其济，仁爱之至，于是兼善也。然则百司弘宣，在于通物之方，则儒家之算，先王教化之道。居极则玄默之以司契，运通则仁爱之以教化。故道明其本，儒言其用，其可知也矣"。⑤
    袁宏是在论述中国古代学术发展时说这番话的。对于中国古代学术的发展，西汉司马谈曾有《论六家要旨》，剖判六家，明其得失利弊。东汉班固则分为九流，进行论列。袁宏对此进行研究，认为"史谈之言，以道家为统；班固之论，以儒家为高"。⑥在东晋变化了的时代，二家之论均不能解决社会问题。于是袁宏便从玄学中自然与名教之辩的精神武库中取来武器，通过历史的考察，提出了融合儒道两家的"道本儒用"论。
    实际上，融合儒道两家治术于一体，一直是名教与自然之辩的大趋势。正始间，王弼提出名教出于自然，认为自然为本，名教是自然的必然表现，提倡名教的儒家与崇尚自然的道家并不矛盾，而是相为表里的。到郭象时，他更进一步论证了这一问题，提出名教即是自然的思想，认为"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⑦真正的"外王"必然是"内圣"，儒家与道家从根本上说是"一而二"，"二而一"了。王弼、郭象诸人调和儒道并非偶然，魏晋时期，讲求君臣父子封建礼教的儒家学说因其虚伪的本性逐渐暴露出来，加之道家思想的勃兴与外来佛教的冲击，儒学已不象两汉那样处于独尊的地位，而汉代纯粹名教之治所导致的种种社会弊端也日益被人们所认识，因此，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已经在思考如何使众家思想融为一体，创造一种吸收众家之长而又自成一体的思想体系。王弼、郭象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袁宏受王弼、郭象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王弼提出"执一统众"，袁宏在政治方面进一步发挥："纵而不一，乱亡之道。故明王制设号令，所以一物心而治乱亡也。"⑧郭象注《庄子·人间世》曾说："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乱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信哉斯言。"袁宏受其影响，对当时流行的无君论思想进行了批判，指出："夫百人聚，不乱则散，以一人为主，则斯治矣。有主则治，无主则乱。"⑨
    思想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魏晋玄学在自然与名教之辩中，从王弼到郭象，总的趋势是调和儒道，为统治者提供一个全新的统治术。但介于二者之间的竹林玄学的思想，也不容忽视，它对袁宏"道本儒用"的理论及名教观点的变化，也有很大影响。
    竹林名士对司马氏集团虚伪的名教之治非常不满，特别是对他们利用儒家礼教，宣扬虚伪的忠孝及利用名教杀伐异已，更是深恶痛绝。于是他们提出"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在理论上把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借自然来打倒司马氏虚伪的名教。他们高扬自然，指出只有"越名教"才能做到"任自然"，其任自然主要讲的又是一个人的任自然之性与任自然之心。虽然"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为了反对司马氏的虚伪礼教的，但门阀士族子弟及士族官僚却袭其皮毛，养成了一股任诞之风，波及整个社会。"去巾帻，脱衣服，露丑恶，同禽兽"，⑩，成为一种时尚，这种破坏礼法的社会风气在元康时代形成燎原之势，直到西晋亡东晋立，余势不衰。其间虽有郭象诸人合一儒道，但效果不大。
    晋室南迁以后，放荡的世风并未因永嘉之乱而终止，"名教与自然的冲突无论在事实上或理论上都没有获得彻底解决"。（11）作为一个史学家，袁宏比任何人都更关心王朝命运，他作《后汉纪》的目的就是要"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12）这样，他就势必要从现实与理论出发，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从历史的角度解决名教与自然的冲突。
    事实上，晋室南渡以后，封建国家在政治、社会以及家族秩序各方面都遇到了许多特殊而复杂的问题。其中，由于儒学在高扬自然的道家冲击面前日益崩溃，地主阶级赖以安身立命的制度和观念受到危害。加之"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学说为两晋门阀地主追求放纵提供了理论依据，使得学术风气与社会风气陷入空谈虚无与乱礼狂放之中。干宝在《晋纪·总论》中对此有所描绘："风俗淫僻，耻尚失所。学者以庄、老为宗，而绌六经；谈者以虚薄为辩，而贼名检；行者以放浊为通，而斥节信；进仕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学风淫靡，时俗放荡，使得封建国家几乎失却了进一步统治下去的理论依据与现实基础。此时，名教的重要性又日益显露出来。维持封建统治秩序离不开以名教为中心的礼制，但自竹林名士提倡个性解放，士大夫阶层中掀起一种重个性自我的风潮，这一点又不能视而不见，置之不理。以道家自然治国，社会必更加陷于混乱，以两汉的传统名教治国，势必压抑崛起的人性自觉，同样要导致社会混乱。在这种情况下，袁宏提出了融合儒道两家治术之长的"道本儒用"的理论。他考察了儒、道、阴阳、名、法、墨诸家产生的原因，认为"斯乃随时之迹，总而为治者也"（13），都是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为达到"治"而出现的。那么在东晋变化了的历史条件下，"道本儒用"也同样是为了达到天下大"治"。袁宏用道家的学说解释儒家的理论，合二家治术于一体，扬其长而弃其短，显然是受了王弼、郭象的影响。他的这一做法既符合了地主阶级要求等级秩序、尊奉封建礼法的要求，又符合了人们要求发展个性的愿望，是理论发展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以"道本儒用"为基础，袁宏对名教进行了一番新的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