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周二氏各有所见，又未尽然。依章氏说，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刘歆原录于《诗赋略·赋家》，又裁篇别录于《六艺略·乐家》，班氏以为重复著录而删之。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一进一步肯定了这一说法。（注：《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86页。）若如此，班氏乃并省部次，例当称“省”（省家），何故称“出”？依周氏说，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止颂琴而无与于乐”，《七略》录于《六艺略·乐家》，不合类例，故班氏“出”之。若如此，班氏乃调整部次，例当“出”于此（《六艺略·乐家》）而“入”于彼（《诗赋略·赋家》）（笔者案：沈钦韩《汉书疏证》卷二十四即主是说）。然则班注何以亦单称“出”？由是可知，诸家均未达班注本意。
    管见以为，班注单称“出”，是“出篇”。盖《七略》原在《诗赋略·赋家》录有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笔者案：即在《汉志·诗赋略·赋家》“淮南王赋八十二篇”、“刘向赋三十三篇”内）。又裁篇别出，复录于《六艺略·乐家》。班氏以为“乐家”所录《琴颂》七篇，既系重复，又所录非类，故径自删省之。其与“省家”和“出”、“入”对举义例之别，即在此。
    以上分析表明，班注单称“出”（出篇）与称“省”（省篇）例都有删省重复之义。这一解释可从第二例“出重十一篇”获得证实。
    《汉志·六艺略》总计语下，注：“出重十一篇”。所出何篇虽不详，但班氏明言此十一篇“重”。考《六艺略》所出重复之篇，只有“乐家”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春秋家”省《太史公》四篇，合计正十一篇。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一曰：
    “出重十一篇”者，“乐家”出淮南、刘向等《琴颂》七篇，（注：见《闲堂文薮》，第206页。）“春秋家”省《太史公》四篇也。
    姚氏此说甚是。准此，班注称“省”（省篇）与单称“出”（出篇）均为删省重复之篇也。然程千帆氏则曰：
    是班氏用语，初亦率尔而书，增或云“入”，省或云“出”，胥无定谊。（注：沈氏《汉书疏证》卷二十四：“今考书中有题褚先生者（自注：《十二诸侯年表》、《建元侯者表》补《外戚》、《三王世家》及《田仁》、《滑稽》、《日者》、《龟策》等传），有无题而知有补缀者，《景》、《武》纪、《将相名臣年表》（自注：迄成帝鸿嘉年）。《礼》、《乐》、《律》志、《韦贤传》等，或是冯商所续也。”据此，则沈氏似已认为班固所省四篇为冯续《史》之文。）
    笔者以为：班注于删省《琴颂》、《太史公》十一篇重复者，并称“出”，是称“省”与“出”浑言无别也。析言之，两者义例有不同。如前所述，班氏删省《琴颂》七篇，乃以其重复录又所录非类；于《太史公》四篇，却只是删省重复之篇，前者称“出”，后者称“省”，区分甚明。于此可见班氏义例严谨，实未可以“率尔而书”，“胥无定谊”论之。
    从班注“省《太史公书》四篇”中，可知他所见《太史公书》出现四篇重文。这四篇既非《七略》裁篇别出重复著录，那它们是从何而来呢？
    （二）班固所见《太史公书》四篇重文来自民间传本
    上文所引沈钦韩氏有班氏省《太史公》四篇“盖《武帝纪》之类重复者”一说，似乎认为这四篇重复之文系后人续补之篇。（注：《十五史补编》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560页。）姚振宗氏《汉书艺文志条理》卷一更指认为冯商续《太史公》四篇。姚氏曰：
    案本《志》是篇“都凡”（笔者案：指《汉志·六艺略》总计语）之下注云“《太史公》四篇”，当是冯氏续书。冯氏所续，著录七篇，省四篇，盖十一篇。故班氏、韦氏并云十余篇。（注：《后汉书》卷四十《班彪传第三十》（范晔撰，李贤注），中华书局点校本，1965年版。）
    《汉志·六艺略·春秋家》有“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颜师古注：
    韦昭曰：冯商受诏续《太史公》十余篇，在班彪《别录》。商字子商。
    又，《汉书·张汤传赞》颜师古注：
    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属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