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全局的概要式阅读当然可以是思想史、文化史以及其他史学分科研究中的主要方法。一般来说，这种阅读的目的是要获取可靠的信息，明确一个文本或文献的意义，并提出关于一个时期、现象或发展的综合全面的论点，而文本在其中的主要作用是作为表征、示例或证据。文本和文献有时也会被放在优先的地位，如果可以从这些文本中选取出增强或补充关于某一现象或历史阶段的重新建构的事实资料。对这种方法来说价值不大的文本〔例如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 弗吉尼亚·伍尔芙（Virginia Woolf）、萨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甚至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作品〕被认为是不可读的、难懂的、晦涩的，它们的作者被认为是孤僻的人或虚无主义者。问题是对某些历史阶段（包括现代）来说，有太多的文本和作家可以被纳入这一类当中，有些历史学家便把它（他）们看作是现代性的恶果的一个表征。它（他）们总体来说反映了一种对理性的破坏、对启蒙运动时期理想的错误的背离、道德准则的“死亡之舞”或是一种世纪末的幻觉。
    和第一种方法一样，概要式阅读侧重于所指（或意义）的理解。在很大程度上由于这一原因，这种方法仍然未把阅读（以及写作）作为值得探讨的问题。但我们应该看到，对于一切关乎意义、所指，以及对研究对象的重构的阅读来说，概要式阅读法仍然是一种基本和重要的方法。此外，它所代表的一些基本的研究态度仍然是可取的。例如，坚持作全面彻底的研究，对寻找实证资料的重视，以及对实证结论和推测性结论之间的谨慎的区分--这一点被认为是史学研究的专业常识。这种对实证的坚持有时被误用，以至它禁止一切阐释性或推测性的冒险，就算这些结论被严格界定在推测性的范围内也不行。尽管如此，作为一种研究特色，作为向大量的阅读和解释倾向发展的一个过渡，它仍然是有价值的。
    3.解构式阅读（Deconstructive Reading）。解构主义是一个复杂的多元化的运动。它在文学批评以及欧洲大陆哲学的某些分支中比在历史学中更为突出。但历史学家们对它也很感兴趣，他们了解它的目的是想对解构主义及其“诱惑”进行批判。所以他们对它的理解经常是负面的或断章取义的。但考虑到解构主义的复杂性以及对它的解释和应用的多元性，在对它及其主要实践者进行总结时就很难做到不失偏颇，这一点在我自己的论著中也是难以避免的。
    在解构式阅读中，有一种明显的对概要式方法及简单的语境分析的怀疑。这种阅读方法经常造成对概要式的、以内容为中心的阅读实践的彻底反动。这种反动在激进的解构主义中最为明显。保罗·德曼（Paulde Man）以及效仿他的一群人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被称为激进解构主义者。德里达（Derrida）的著作较为复杂， 有时并存着截然相反的倾向，虽然它们也在向激进解构主义的方向发展，并且这种倾向随着保罗·德曼的死以及德里达对他的理论视点和阅读实践的认同而越来越显著了。（注：参见雅克·德里达，《保罗·德曼传记》（ MemoiresforPaul de Man, New York, 1986）。）由于美国的多数解构主义者倾向于将德曼和德里达的著作不加区分地合并为一种解构主义的阅读实践和批评方式，他们两者之间历时性的关系没有得到很好的分析研究。（注：关于这一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杰弗里·尼伦（Jeffrey T. Nealon ）：《解构主义学科》（The Discipline of Deconstruction），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ublications of Modern LanguageAssociation, 107（1992）：1266－79.））
    我所说的激进解构主义指的是一种对意义（meaning ）采取抗拒态度的思潮。它关注文本的内部矛盾和竞争，并因此将所有的阅读变为一种寻找意义的死角（aporia）的过程。由于对意义的抗拒导致将所有文本的意义抽空，最终所有的阅读之路都通向死角。事实上，意义（或所指）被根除或被排斥在外，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能指的迷幻式的游戏上，这是一种随意性的、机械的、无人性的、“自由的”游戏。对历史进程和现象的条件的强调使这些条件取代了历史本身，而导致一种抽象的、元形而上学（meta-metaphysical）的分析模式。
    在保罗·德曼的著作中，有一种明显的解释学和诗学之间的对比或不稳定的二元对立。解释学是对文本意义的探寻，而诗学侧重于物质能指的游戏上。这种游戏既是意义产生的条件又阻止意义以令人满意的，甚至是清晰明白的方式表现出来。（注：见保罗·德曼：《抗拒理论》（Resistance to Theory），第55-56页。）在阅读德曼时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死角”究竟是最终的死胡同--包括无休止的宣泄（acting out）（注：宣泄（acting out），心理学术语， 指将压抑在潜意识层面的欲望或冲动浮升到意识的层面，并借着语言行动表现于外的过程。参见《张氏心理学辞典》（台北：东华书局，1995年），第11页。--译者注。）的重复--还是（像德里达所相信的那样）它也帮助促成新的问题和可能性，打开至少是暂时性的消解（working through ）（注： 消解（working through），心理学术语，又称“作业经历法”，指通过面对本来引起冲突的情境（不逃避现实），接受焦虑的历炼，从作业经历中学到如何去面对现实。参见《张氏心理学辞典》，第707 页。--译者注。）问题的途径。
    在德里达的著作中，我们可以分辨出两种相互关联的过程：解构（deconstruction）和播散（dissemination）， 这两者在德里达的不同著作中占有不同的分量。解构是对文本中那些威胁到作者的公开目的和意图的力量进行分析。最明显的是，作者对一些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依赖（例如内部／外部、同一／差异、男性／女性）以及对整体意义的追求可能受到破坏、削弱和迷失，文本中只剩下一些无意义的零散碎片和混杂的元素。由于二元组合经常是以一种“暴力的”等级关系结合在一起的，解构涉及到这样两个互相关联的运动和阶段：颠倒（将原先处于从属地位的放到优先地位来）和置换（displacement）。后者试图在颠倒后的等级秩序上建立一种新的支配关系。总之，解构并不是简单地排斥意义和所指。德里达的那句名言“文本之外一无所有”（il n'y a pasde hors-texte）（注：雅克·德里达：《论书写语言学》 （OfGrammatology, Baltimore, Md.,1976），第158页。）当然是对所有完整的、未经协商的“在场（presence）”的概念的挑战（例如经历、意义或神圣），但它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根除一切意义和所指，而是将它们放在踪迹（trace）的网络或踪迹结构（trace-structure）当中，并使它们在这种“结构”中发挥作用。
    播散式写作（disseminatory writing ）可以和近来文学评论中的另外一种实践相联系（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那就是最早由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提出来的严重误读（strong misreading ）的概念。布鲁姆认为严重误读是诗人同他的居于主导地位的、父亲式的前辈之间关系的典型形式。对于文学评论来说，误读越严重越好，因为误读可以展示表演性、创造性、独立思考的一面，可以将文本〔现在已经成为它的前文本（pretext）〕中不明显的东西表现出来。 如果被阅读的文本本身也是具有创造性的，那么这种阅读就更有意义了。例如在巴尔特（Roland Barthes）的S／Z中，巴尔扎克（Honore de Balzac）的《萨拉辛》（Sarrasine）被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分解为各个单元， 又重新组合在一起。播散式的写作和误读有点像爵士乐中的“连复段”（riff），演奏者根据前人的基调或风格即兴创作，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创作越与原作分离就越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