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李贽的异端的思想是吴虞非儒反孔思想的又一重要学术渊源
    除先秦诸子学说以外，晚明学者李贽的思想也对吴氏的非儒反孔产生了重大影响。
    明末，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阶层的出现，在文化思想领域出现了儒学异端，李贽（号卓吾）即是晚明异端思想家中的杰出代表。而李氏的异端思想，给吴虞以重要的影响。
    吴虞十分崇尚李贽，新文化运动开始不久，即写下《明李卓吾别传》一文，对其生平、著述、思想系统评析。
    李贽异端思想对吴虞非儒反孔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如下数端：
    其一，李氏对儒教和道学的批判，对吴虞的非儒反孔起了思想先驱作用。
    在为李贽所作传记中，吴氏称赞卓吾对儒教和道学的抨击“抉摘世儒情伪，发明本心，剥肤见骨。”（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 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他赞同卓吾反对神化孔子的观点，引李氏《答耿天台书》之言以否定孔子“万世师表”、“至圣先师”的地位：“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又引李贽《藏书·纪传总目前论》之语，公开声称不能以“孔子之是非”为准则，而必须推倒盲从的教条，按照时代需要建立评价善恶真假的标准：“前三代，吾无论也。后三代，汉唐宋是也，中间千百余年而独无是非者，岂其人无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耳。……夫是非之争也，如岁时然，昼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盛称李贽对道学家的批判“可谓洞厥情状，极嬉笑怒骂之致”，引《焚书》中李氏批驳耿定向的信，对封建卫道士作了辛辣嘲讽，斥责他们言行不一，讲学时高谈“利他”，行动上却“事事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名心太重也，回护太多也。实多恶也，而专谈‘志仁无恶’；实偏私也，而专谈泛爱、博爱；实执定己见也，而专谈‘不可自是’”（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 、15。）。
    其二，李卓吾借崇佛以非儒的思想，对吴氏产生了重要影响。
    李贽痛恨定儒学于一尊的文化专制主义。然而，在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压之下，“在对现实的批判中看不到社会的未来。为了摆脱封建主义束缚，他只好逃禅”（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 、15。侯外庐《中国思想史纲》（下）第32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1年版。），走上了信仰佛教的路途，晚年还出家当了和尚。
    但李贽之崇佛，实际是对儒学专制统治的消极反抗。这一借崇佛以非儒之举，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了吴虞，成为其反孔非儒的重要手法。
    在为李卓吾所作传记中，吴氏既称颂李贽之非儒，又为卓吾之崇佛大加辩护，表达了自己对佛学的向往：“夫非官吏及秀才，不能入孔庙观礼，贤关圣域，万仞宫墙，小人与女子无望焉，惟儒教为然。……夫惟无宗教之民，乃近于禽兽，彷徨怅惘，而无以安慰其心灵。故夫儒教之国，民之流入于他教邪教者滋益多……张问达、王雅量能焚毁卓吾之书于一时，诬陷卓吾之身于一日，而不能从根本解决，为移风易俗之图，此正卓吾所讥‘托名为儒，求治而乱者’矣”；“自宋至明，帝王卿相，圣贤哲豪，平民男女，兼宗二教，其徒实繁。何彼皆许其逃禅，此独禁其佞佛，摭拾一偏之谈，为卓吾罪哉？”；“吾国历代学者，多归心释氏。张怀泗诗曰：‘英雄到老都归佛。’钱谢庵词曰：‘人为伤心才学佛’。岂非生死两端，不可思议，沤珠电影，转瞬俱空，忠孝劳生（文天祥诗‘忠孝太劳生’）别求解脱，冀得身心归著之究竟？卓吾之于生死，泊然天累，由其得力于佛学者深也。何得坚持门户之见，以律非常奇伟之士乎？”（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
    吴虞力颂李贽之崇佛，其根本意图与他对先秦诸子学的推崇一样，在于打掉儒学的神圣光环、推倒儒学的至尊地位。在儒学定于一尊的中国封建社会，佛学虽时为封建统治者所利用，但它与先秦诸子学说一样，毕竟是属于非正统的思想学说，其教义与儒学教条颇多相抵牾和冲撞之处。因此，在儒学至尊地位大受冲击、中国传统中一切非正统和反正统思想均被大加利用的“五四”时代，其为吴虞这样的激进反孔人物所青睐，也就不足为怪了。
    其三，李贽的妇女观，对吴氏妇女解放思想的形成有启蒙作用。
    李贽十分同情妇女们的悲惨境遇，猛烈抨击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对妇女的毒害与摧残大力倡导男女平等，乃是其反礼教、反道学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他肯定妇女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将夫妻关系提到五伦之首，并反对“夫为妻纲”，主张夫妻互敬互爱。他极力驳斥“妇人见短，不堪学道”的论调：“谓人男女则可，谓见有男女岂可乎？谓见有长短则可，谓男子之见尽长，女人之见尽短，又岂可乎？“（《焚书》中册）他还力斥程朱理学“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教，热情讴歌卓文君、司马相如的私奔行为，为妇女择婚自由大唱赞歌。
    李贽在妇女问题上的惊世骇俗之论，对吴氏批判儒家妇女观、鼓吹妇女解放的思想的形成起了较大的启蒙作用。早在1912年，吴虞的妇女解放思想即已初步形成。在他支持、鼓励下，其妻曾兰为《女权报》撰写了大批鼓吹男女平权的文章。新文化运动开始后，吴虞以凌厉的攻势向封建妇女观宣战，先后发表了《书女权评议》，《女权平议复唐氏》这两篇名噪一时的文章。从历史、社会进化、传统道德、刑律等方面论证了中国男女不平等的状况及根源，集中讨伐了孔教愚弄、侮辱妇女的种种罪孽。他指出，所谓以乾坤为根据推演出来的三纲，是封建社会订立尊卑贵贱的虚妄之谈，“天尊、地卑、扶阳、抑阴、贵贱上下之阶级，三从、七出之谬谈，其于人道主义，皆为大不敬，当一扫而空之。”他号召女子“当琢磨其不道德，勉强其学问，增进其能力，以冀终得享有其权之一日。”（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尽管吴氏在文中未直接引用李贽的言论。但他倡导男女平等的手法如同李贽一样，主要着眼于运用历史事实、历史典籍以抨击陈腐的儒家妇女观（而非如同胡适、周作人等人一样主要着眼于宣传、介绍欧美妇女解放思潮），字里行间均可窃见李贽妇女观在吴氏妇女解放思想中的折射。而吴氏在《女权平议复唐氏》中为李卓吾等思想家在“君主、儒教专制之世”“皆不免于……焚书毁版、雷厉风行，言论出版，无复自由”（注：《吴虞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85、14、15、16、190、155、159、122、7、159、162、109、110、94、98、240、79、80、79、83-89、457、463、13、17、15。）的不幸遭遇而发出的强烈的不平之鸣，更是他在妇女问题上深受李氏思想启迪的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