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士阶层的崛起
    士，甲骨文作“ ”、“ ”，象木已成材状。《说文解字》注“士”：
    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十一。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凡能争其事者称士。《白虎通》曰：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辨然否，谓之士。
    善于做事，从一开始，至十结束，善始善终，即推十合一。从甲骨文、孔子的断，许慎的解及后人的注上，我们可以肯定，士在最初是泛言能干善任的男子的。
    西周之前，国之大事，惟祀与戎。男人首要的职事是执干戈以卫社稷。所以上古之士，皆为武士。这一点，从当时的教育科目主要是射御之术也可看出。西周之时，士的情况有了一较大变化。首先是士之来源和社会成份发生了变化。除了与夏商之时相同的亲兵武士之外，周初的士更多是源于分封制。《孟子·万章下》记周室班爵之制如下：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
    《礼记·王制》曰：
    诸候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事实上这两种班爵并无不同。在封建制中，诸候以长子为继承，而诸子为卿大夫，卿大夫同样以长子为继承而封诸子为士。即所谓“天子有田以处其子孙，诸候有国以处其子孙，大夫有采以处其子孙，是谓制度。”（《礼记·礼运》）所以，西周之时，士多为贵族之最低一级。
    其次，对士的基本能力的要求也有很大变化。西周的政治体制是以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宗法封建制，相应于这种政治制度，礼、乐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也应运而生。所以处身于宗法制度中的士不仅要有射御的勇力，而且要娴熟于礼乐典章。同时，士大多为卿大夫担任家宰。司马、司徒、属大夫之类的官职，所以，士必须要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即必须认字识数。因此，在当时，一个合格的士必须身通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士的这些特点，为日后士的知识化即文士化准备了条件。
    至春秋时代，随着籍田制的破坏和宗法制的解体，士的状况也相应地有了很大变化。
    首先是士阶层人数的激增
    士是贵族的最低一级，又是四民之首，居于贵庶之交汇点。一方面，井田的废坏瓦解了贵族的经济基础，人口的繁衍使公子公孙无法尽封，政治斗争的残烈使大批贵族从高位跌落，于是，上层贵族纷纷地降到了士的队伍中。《左传·昭三年》叔向曾论及晋国公室贵族衰亡的情况：“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栾、胥、原、狐、续、庆、伯，降在皂隶。”在另一处他又说：“晋之公族尽矣，胖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胖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左氏会笺》卷二十一）十八个大家族中唯羊舌氏在，其余多降为皂隶。杜预注皂隶为“贱官”，身份与士是很接近的。所以至少贱官周边的大部分为士份子是可以肯定的。士阶层人数激增还与庶人地位的上升有直接的关系。春秋时代，各国统治者出于政治、军事斗争的需要，纷纷奖掖民之俊秀，崇尚军功、事功。齐桓公为求霸业，下令“匹夫有善，得而举之”，赵简子伐郑誓词说“克敌者，……庶人工商遂”。杜预注“遂”为“得遂为士”。民秀、军功、事功应不在少数，上升为士的人数自然不少。
    第二，士阶层的政治地位越来越高，社会影响越来越大。
    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士阶层逐渐崛起为可以左右国家命运的中坚为量。这一方面是由于士阶层人数的激增。另一方面是由于士“大抵皆为有职之人”，他们长期担任邑宰、家宰，掌握地方的财、政、军大权，形成了很强的实力。当时，诸候之政在大夫，而大夫之政又在身份为士的“陪臣”。家宰、邑宰们由于控制了卿大夫的家政，所以事实上也左右了国家政权，这就是所谓“陪臣执国命”。孔子堕三都时，为季氏管理费邑的家臣公孙不狃、叔孙辄指挥私邑的军队包围了鲁君、三桓和孔子。阳虎是孟氏子弟，又是季氏家臣，曾指挥私邑的军队一度战胜过鲁国军队，并执季桓子盟而释之。这些都说明为卿大夫担任家臣的士在政治上力量已经很强大了。
    当然，士阶层政治地位升高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队伍中个别或少数份子的身居高位，而在于士阶层是一支能适应当时社会变化并具有很强生命力的队伍。士阶层的队伍中，既有家道中衰的贵族，又有因军功、事功得遂为士的能者，还有乡举里选产生的民之俊秀，他们能文能武，又有一定的统治经验和相当的社会阅历，加之他们处于贵庶之交汇点，有上通下达之便，上可以体察政治动态，下可以沟通民俗民情，所以，在诸候争霸卿大夫争权的动荡政局中，他们不仅是诸候卿大夫首先要依赖的社会政治力量，而且事实上是社会之希望所在。社会造就了他们，社会又迫切地需要他们，这就是士阶层崛起而为社会政治之中坚力量的根本原因。
    第三，士阶层开始知识化
    周初之士，已开始习文，即书、数、礼、乐。实际上，这是士走向文化的第一步。春秋之时，随着王官失守，祝、宗、卜、史这些职掌宗教、文化和历史的文官也降落到了士的队伍中，他们实际上是第一批文士。他们的加入，从典籍的传播和教育的实施两方面都极大地促进了士的知识化。
    士的知识化还与私学的兴起发展有关联。私学兴起的时间尚待方家考定，但至少在孔子时，私学已具规模是可以肯定的。私学虽然也传授射御之术，但更多地传授礼乐典章和统治技巧。这一点，从孔子回答卫灵公和赵文子的“军旅之事，未之学也。”“甲兵之事，未之闻也”一类的活就可以看出。实事上，私学的宗旨在于把士引进入仕之门，这是当时士对私学趋之若鹜和私学兴起的根本原因。随着文化的传播，私学逐渐注重对文化进行整理和思考。所以有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之事。在这种情况下，士的知识化便是自然的结果了。
    从根本上说，士的知识化乃是当时政治的需要所造就的必然趋势。当时，步兵已经兴起，军事规模已经很大。统帅大军的人，主要依靠的不是勇力，而是经验和知识。所以，晋文公选元帅时，赵衰推荐“说礼乐而敦诗书”的郤毂，晋文公就毫不迟疑地接纳了。事实上， 不仅军事上，而且内政也一样，不是决于勇，而是决于文。此外，当时外交活动也越来越频繁，因为随着时间的推进，外交活动显出了比军事活动更大的效益。“子贡一出，存鲁，乱齐，破吴，强晋而霸越“（《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这样各国都急需精通礼乐典章，能够审时度势，并娴熟辞令的外交人才。因此，统治者便大力提倡学文，“学士则多赏”（《韩非子·显学》）“中章、胥已任，而中牟之民弃田圃而随文学者邑之半”（《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民为求仕而随文学者的状况尚如此之盛，士的情形自可推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