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士的社会文化性格
    士是中国古代第一批知识分子。士的兴起和发展的历史，同时也决定了他们自身的社会文化性格。
    首先，从社会成份上讲，士主要是由低级贵族、祝宗卜史、民之俊秀构成的。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从一产生，在血缘上就与政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决定了知识分子本身对政治的依赖性。
    其次，士阶层知识化的动力不是追求真理，而是追求仕途。对他们来说，“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乃是金科玉律。所以，他们最关心的是社会政治问题而非科学真理问题。这就不仅决定了中国学术对政治的依附性和非独立地位，而且也决定了中国学术的人文化倾向。中国学术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始终摆脱不了“我注六经”的模式，摆脱不了政治的控制，没有取得相对独立的地位，而自然科学始终只是以个人爱好的形式存在着，没有形成完备的知识体系，追根溯源，实是由士的产生过程所决定的一种先天不足。
    第三，中国知识阶层形成的标识不是某学术问题的完成和“认识你自己”之类学术命题的高扬，而是士阶层在政治上取得主导地位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自我认同。因此，他们有很强的政治使命感，即“君子忧道不忧贫”。宋人范仲淹之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以说，既是对前此之士精神的总结，又是对后来之士精神的启迪。西方知识层因为强烈的为真理而献身的精神和追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而被西方人称为“社会的良心”。如果作一类比的话，那么中国知识层便可因其强烈的政治使命感而被称为“社会的先驱”。
    第四，士阶层知识化的过程，实际是他们对《诗》、《书》、礼、乐等古代文献和典章制度的占有、整理和保管的过程。对古代文献的占有、整理和保管，使士阶层往往对现实的社会政治持一种理想化的批判态度。孔子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千百年来，知识分子一直是社会理想的建筑者和追求这一理想的先驱者。但同时，由于对理想的构筑和对现实的批判，往往采取“托古改制”的形式，所以，不彻底性和温和的改良色彩总是古代知识分子领导的一切社会运动之共同特点。
    随着士阶层的崛起，士之自我认同也随之发生。这种认同不仅是对政治理想的选择，而且也是对完美人格的追求。如果说政治利益是士阶层自我认同的社会物质基础的话，那么政治理想和人格理想便是将士阶层牢牢粘合在一起的精神纽带。于是，孔子所倡导的“君子理想”便应运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