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五四时期中国思想界涌动的社会主义思潮中，科学社会主义是一个重要的流派。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群体，在学习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运动中，开创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黎明时期。然而，这一时期科学社会主义思潮的水平也是比较低下的。
    我们知道，自马克思主义诞生后，在欧洲大地蓬勃兴起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中，涌现了一批具有杰出理论才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们中有理论上“有高深的造诣”的倍倍尔（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1页。）； 有被列宁誉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的拉法格等等（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08页。）。 在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者中，普列汉诺夫也是“一个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他所写的许多著作，“是整个国际马克思主义文献中的优秀作品”。其中，《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培养了一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政治系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社会主义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17、416、418页。 ）。相形之下，中国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五四时期的社会主义宣传中，却没有产生如上所提到的那样的理论家。从他们所掌握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对这个理论所进行的宣传来看，也存在着十分明显的缺陷。
    第一，没有完全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各种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决裂。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大都钟情过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或曾参加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他们肩负起介绍社会主义的历史责任后，思想上仍然残留着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痕迹。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也是五四时期水平最高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发表较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同时，仍然主张建立“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1页。）。 他认为“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的根萌，都纯粹是伦理的。协合与友谊，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普遍法则”（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 年版， 第222页。），而“协合、友谊、互助、 博爱的精神”是“社会主义者共同一致认定的基础”。他在承认“阶级竞争，是改造社会组织的手段”的同时，也强调“互助的原理是改造人类精神的信条”（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4页。）。 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中，李大钊比较正确地运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说明了“道德之历史的变迁”问题，但他又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把道德的本质阐发明白了”（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60页。）。 在五四时期李大钊的著述中，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语义抽象的、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印痕的话语，如“自由、平等、博爱、互助”，“自由、平等、爱助”，“人道主义”、“人类都是同胞”，等等（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331页。）。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对陈独秀思想的影响更是根深蒂固。他在表明了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后，对此前迷恋过的资本主义文明仍然难以割舍。在《谈政治》中，陈独秀明确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即生产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10页。）。按理，既然是“第一需要”，就应该用“革命的手段”去实现这一目标。然而，他却马上改口说：“我们现在不必谈什么改革政治和经济，也并不必谈什么社会主义，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人类底同情心，我们但凡有一点对于同胞底感情，便应该出力帮助……贫苦的劳动者”（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21页。）。陈独秀代表“贫苦的劳动者”向资本家提出了“中国劳动者可怜的要求”，即“星期日休息”；“每天只做八点钟工”；“每月工钱加上三元五元”。他说，中国工人“吃苦耐劳而工钱又极低贱”，如果中国资本家不满足劳动者这些可怜的要求，那么，外国资本家就会涌入中国办实业，革中国资本家的命。这就不单是“工人底不幸”，也是中国资本家的不幸了。显然，陈独秀是企求资本家向“困苦”的中国工人发“善心”，以劳资相济抵御外资。看来，他除了“有一点对于同胞底感情”外，并没有拿出帮助“贫苦劳动者”的好办法（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7页。）。后来，他又说：“我们改造社会是要在实际上把他的弊病一点一滴、一桩一件、一层一层渐渐的消灭去，不是用一个根本改造底方法，能够叫他立时消灭的”（注：《陈独秀文章选编》（中），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44页。）。这与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如出一辙。可见，陈独秀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思想上并未完全剪断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瓜葛。
    同时，各种流派的非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对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也很大。李大钊似更偏爱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认为“人间社会的生活”，永远受“协合与友谊”这个“普遍法则”的支配。他引证了克鲁泡特金的话：“由人类以至禽兽都有他的生存权，依协合与友谊的精神构成社会本身的法则”，说“这是我们确信不疑的道理”（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22页。）。正因此， 他在后来的著作中也常谈及“协合”、“互助”的道理（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87页。）。 陈独秀也将无政府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混为一谈，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是我们持论底榜样”（注：长沙《大公报》1920年1月11、12 日。）。他和李大钊也是工读互助团的热心支持者。李达甚至将“正统派社会主义”（考茨基派）、“修正派社会主义”（伯恩斯坦派）、“工团主义”、“组合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多数主义”（布尔什维主义）统统纳入“马克思派社会主义”，认为各派社会主义“在社会改造的根本原则上”是相同的，“都是主张将生产机关归社会公有的”。只是“因为各国国情和国民性不同”，才使“所采手段，各派各不相同”（注：《新青年》第9卷第2号。）。
    第二，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最一般的观点，没有从整体上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和稍后陈独秀的《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等，是较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文章中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大都是根据日本社会主义宣传家河上肇的译文，而马克思、恩格斯论述他们理论的重要论著，如《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除《共产党宣言》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根本没有中文全译本，有的甚至没有外文本（注：参见中共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中国的传播》，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69页。）。据此，我们可以认定， 包括李大钊在内的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并未完全阅读过构成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著作。因此，使他们不可能完整准确地理解和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造成了他们马克思主义知识的浅薄和对马克思主义某些原理的曲解。
    我们仍以李大钊为例。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他认为马克思“把阶级的活动归在经济行程自然的变化以内，……终觉有些牵强矛盾的地方”（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90页。 ）。他在指出唯物史观“有很大很重要的贡献”和“莫大的功绩”的同时，又说它有“夸张过大”、“流弊”和“应加救正的地方”（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94页。）关于剩余价值学说， 他也认为作为马克思主义基础的“劳工价值论”也存在很大“遗憾”（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05页。）。很显然，李大钊自己未能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他只是从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刊中初知了马克思主义的片断和零星的知识，依此而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批评，自然是错误的了。
    第三，在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解释历史和社会现象时，表现了明显的幼稚和“初步”水平。五四时期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初知一些马克思主义知识后，就尝试运用它来分析研究历史和社会问题，这自然是难能可贵的。然而，因为其理论上的幼稚，使这种分析往往玉石不分。《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一文，是李大钊运用唯物史观解释道德的起源和本质问题的重要论文。他指出：“道德是有动物的基础之社会的本能，与自己保存、种族繁殖、性欲母爱种种本能是一样的东西”，它“适应生活的变动，随着社会的需要，因时因地而有变动”（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2页。）。这里， 李大钊剔除了道德起源问题上“神明的赏赐物”等错误观点，却又把人看成生物学和生理学意义上的人，把道德看作是动物的某些本能的延续。他正确地认为社会经济关系（即“物质”）的变化是道德变化的基础，但对在阶级存在的社会中道德所具有的阶级性则忽略了，而提倡抽象的所谓“人的道德、美化的道德、实用的道德、大同的道德、互助的道德、创造的道德”（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73页。）。 显然，接受唯物史观后的李大钊，思想上还残留着达尔文主义和唯心史观的影响。这样在研究历史和社会问题时，在某些方面尽管可以给人以新鲜感，却也难以得出准确和科学的结论。
    如上我们主要以李大钊和陈独秀等人为例，指出了五四时期先进知识分子在学习和传播科学社会主义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可以看出，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水平普遍比较低下。吴玉章在回忆自己五四时期的思想状况时说：“那时候，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还是不多的，阶级观点也不明确，还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分析社会各阶级”（注：《吴玉章回忆录》，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年版，第114-115页。）。他的这段话，也是五四时期共产主义者的科学社会主义水平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