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种理论是否被一个民族所接受，取决于这个民族对这种理论是否需要。换言之，取决于这个民族是否具有适宜这种理论生长、发育的土壤和条件。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在中国的历史命运说明了这一点。
    面对五四时期光怪陆离、异说纷呈的思想界，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饥不择食。他们宣传其先辈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企图以此作为救治中国的药方。但这些理论本身缺乏科学的基础且早已过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与西方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流行时的社会环境有很大不同。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在鼓吹他们所信仰的理论时，并未细心考究中国的历史和现状，他们的言论，无论是对封建主义的抨击，还是对资本主义的批评，都充斥着情绪化的愤激之辞，带有明显的非理性倾向。他们所提倡的貌似超凡脱俗的行为规约，也明显缺乏时代特点。他们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计，也如镜花水月。这样，当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在中国流传时，因其主张状貌新奇而吸引了不少人为之洗耳，但喧闹一阵后，人们很快发现这些新奇的议论有如一种隔世之音，于是纷纷对他们产生了一种厌弃心理，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也因此而陷入窘迫境地。自然，五四时期的无政府主义者、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无法达到其前辈的水平，或无法提供一些比其前辈新的东西，就是可以理解的了。
    与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境遇相反，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于其本身所具有的颠扑不破的真理性，从一开始在中国传播时就显示了自己的勃勃生机。李大钊、陈独秀等一批先进分子的马克思主义信仰的确立，是对各种社会主义思潮进行审慎比较推求后的理性选择。他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宣传，既不是个人情绪的渲泄，也不是纯粹的学理研究，而是要运用这个伟大的理论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指导探索中华民族解放的新道路。用李大钊的话说，是要研究怎么可以把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0页。）， “好去本着主义作实际的运动”（注：《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31页。）。可见，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在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就显现了将这一理论运用于中国革命实际的良好开端。至于说，他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水平不高，或不能熟练地将这一理论运用于历史和社会问题的分析研究，则主要因为中国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尚未充分展开，因为他们所能读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并不多等。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初始阶段，这种现象也是难免的。我们在指出他们科学社会主义水平较低的同时，也不能过于苛求。
    五四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思潮的总体水平是相当低下的。然而，对各方面人士介绍和传播社会主义的积极意义却不可低估。在评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传播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时，我们不能忘了历史上常有这样的现象：一个民族产生了伟大的理论家和伟大的理论，不一定会推动这个民族出现巨大的进步。而当一个落后民族的先进分子初知了这个理论，并运用它来指导本民族争取社会进步与发展的斗争时，却可以使这个民族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追随先辈们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足迹，找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他们在五四时期所从事的巨大的科学社会主义宣传活动，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革命实际中的运用和发展开辟了道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个伟大理论的指引下，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成就了民族独立与社会进步的伟业，从而把落后的中国导向了社会主义的新境域。正如此，李大钊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者们具有值得中国人民永远纪念的意义。
    同时，对非科学社会主义流派的历史作用也应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作为五四时期的新思潮，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尽管不可能把中国导向光明的前途，但他们却与其他社会主义思潮汇聚在一起，形成了社会主义的大合唱，社会主义也成了五四时期的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潮。这在客观上营造了有利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思想文化氛围。无政府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不满现实的呐喊和对其理想社会方案的宣传，确曾使许多青年人心旌摇动，自然，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也成了人们了解社会主义的窗口。许多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中国人正是通过他们初知了社会主义学说。从这个意义上讲，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是早期先进知识分子走上科学社会主义道路的阶梯。
    收稿日期：1998－09－16
    【参考文献】
    [1]葛懋春等编：《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2]《李大钊选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陈独秀文章选编》，三联书店198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