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族异己心态淡漠与全面开放
    传统的华夷之别，夷夏之防，虽有共御外侮，不事扩张之得，其失则是妄自尊大，固蔽自守。这既不利于各族各国间的友好往还，也无助于自身的发展与开拓。唐代则不然，在保有其得的同时，完全避免了其失。诚如鲁迅所说：“汉唐虽然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凡取用外来事物的时侯，就如将彼俘来一样，自由驱使，绝不介怀。”①“绝不介怀”就是民族异己心态的极度淡漠，几无疑惧猜防之忌。
    华夷之别的首义，是以民族、种族之“异”区别内外贵贱，唯我华夏独尊。唐人或逾越或淡漠，多所不守，信奉的是“敬万物”与“育万类”。高祖致书高丽王说：“今两国通和，义无阻异，”并向大臣坦陈他无意臣属异族邻邦：“朕敬万物，不欲骄贵，但据有土宇，务共安人，何必令其称臣，以自尊大。即为诏述朕此怀也。”②或虽为藩属臣民，也不以民族之“异”为尊卑。太宗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③虽以“人主”自居，其意却非骄贵独尊，而在“朕君临四海，含育万类，一物失所，责深在予”④。突厥颉利率众归附时，他就摒斥了以“非我族类”而主张“居其故土”或“分其种落”，决然采纳温彦博的意见，“全其部落”迁居内地，“示无猜心”⑤。因为，“夷狄亦人耳，其情与中夏不殊。人主但患德泽不加，不必猜忌异类”⑥。玄宗认为：“开物所以苞举华夷，列爵所以范围中外”⑦，下诏强调：“若脂膏不润，毫发无欺，开怀纳戎，张袖延狄，彼当爱官吏犹父母，安国家如天地，”⑧公然以开怀延纳戎狄相号召。而且，不因强弱形势变化而弃取，只是方式和程度有所差别。陆贽曾总结说：“中国强盛，夷狄衰弱”，“拒之则阻其响化，灭之则类于杀降，安得不存而抚之，即而叙之也”；反之，“当夷狄强盛”，则“卑词降礼，约好通和”，“结之以亲，以纾其交祸。”⑨这和强时鄙薄异族不屑与之往还，弱时畏忌异族不敢与之交往，或以“卑词通和”为奇耻大辱，显然不同。
    夷夏之防的再一条是视夷狄为“化外之民”，奉华夏文化为正统，妄自独尊，骄横固蔽。唐代不尽然，它更多地表现为文化自信而转向“用夏变夷”，从而跨越了种族畛界，淡化了异己心理。原因之一在于两晋以来异族纷纷南下，冲淡了惟华夏独尊，而其普遍“汉化”又增强了文化自信。温彦博所以力主将降归的突厥人安置于内地，太宗所以欣然采纳，除“弃而不纳，非天地之道”外，还在于坚信“古哲先王，有教无类”，“教以礼法，数年之后，尽为农人”⑩。持此见解者并非少数。开元十九年，吐蕃请求《毛诗》、《礼记》等，于休烈心虚畏惧，援引故事说：“昔东平王求《史记》、诸子，汉不与之，以《史记》多兵谋，诸子多杂诡术也。”裴光庭立加驳斥：“休烈但见情伪变诈于是乎生，不知忠信节义亦于是乎在。”（11）玄宗很赞同，宣宗大中二年，李彦升科举及第，因他是大食人授职事一时受阻。陈黯愤然不平，专作一文题名《华心》，指出：“苟以地言之，则有华夷也，以教言之，有华夷乎？夫华夷旨辩在乎心，辩心在于察其趋向。有生于中州而行失乎礼义，是形华而心夷也，生于夷地而行合乎礼义，是形夷而心华也。”他主张“华其心而不以其他也”（12）。虽然尚囿于心有华夷，却大不以“地”、“形”之“异”为忌。
    现实是，华夷不可能绝然无涉，于是又有所谓“自古明王，化中国以信，驭夷狄以权”（13）。唐代不会没有“权”，但与出于某种需要或无奈而容纳异族仍有不同，多的是“信”，自信而信人。太宗批评“隋炀帝性好猜防，专信邪道，大忌胡人”时强调：“君天下者，惟须正身修德而已。”（14）便是主诚信。他不仅将降归的突厥人“置于内地，去京不远”，还对“诸部落首领来降旨，皆拜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15）。李大亮担忧这过于“宽仁”，魏征支持说：“竭诚则胡越为一体。”元人戈直特加注云：“胡越者极南北之间，言至异可同也。”（16）中宗重申说：“朕于西夷，亦信而已，来无所拒，去无所留。”（17）进出自由，去留听便，有唐一代大体如此，很少歧视、限制与监控。武后时，突厥、吐蕃、契丹等使者，“或执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裙庠序，高步黉门，服改毡裘，语兼中夏，明习汉法，睹衣冠之仪，目觑朝章，知经国之要，窥成败于国史，察安危于古今，识边塞之盈虚，知山川之险易”（18），可说敞开内里，任其活动，几无防范与遮拦。对入居内地的异族，太宗奉行“并授官爵，同我百僚，所有部落，爱之如一，与我百姓不异”（19）。玄宗责令“军州牧将等倍加存恤，申其冤，尽其理，问疾苦，知饥寒，公私不得有侵，巨细必令无扰”（20）。仅以胡汉纠葛与冲突的具体处置来检验，亦不全是标榜与姿态。贞观时，长安坊州司户尹伊在追究一起纠纷中，就强调不能唯胡是问：“有胡著汉帽，汉著胡帽，亦须汉里兼求，不得胡中直觅。”（21）实际上正因为是异族还格外宽优。安史之乱后，回纥“留京师者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又倍之。县官日给饔飨，殖赀产，开第舍，市肆美利皆归之，日纵贪横，吏不敢行。或衣华服，诱取妻妾”。代宗大历十四年下令“禁之”，仅仅要求“各服其服，无得效华人”（22）。余皆不问，近于宽纵。德宗贞元三年，鉴于“胡客留长安者，或四十余年，皆有妻子，买田宅，举质取利”，下令“检括胡客有田宅者，停其给，凡得四千人”，准备取消特殊照顾，本属理所当然，但“胡客皆诣政府诉之”，结果更加厚遇，“有不愿归者，当于鸿胪自陈，授以职位，给俸禄，为唐臣”，“于是胡客无一人愿归者”（23），全都乐不思蜀。胡人在长安多经商致富，汉人“多有举诸蕃客本钱，岁月稍深，征索不得，致蕃客停滞市易，不获及时”，文宗下诏干预，既没趁机侵夺，也不偏袒汉人，而是责令偿还，强调“方务抚安，须除旧弊，免令受屈”（24）。文宗还指示属下对“南海舶”“接以恩仁，使其感悦”，“除舶脚收市进奏外，任其往来流通，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25）。如此宽容优惠，固然有不完全可取的“重义轻利”的外事传统，但对异族少有猜防自守，仍然值得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