妇道贞操仍然推崇，实际较为淡薄。一是夫妻较少禁制。中宗贬困房陵曾与韦后相约：“异时幸复见天日，当惟卿所欲，不相禁制。”（109）时人宋若华作《女论语》，列举有所谓“夫有愚事”不作劝谏的“愚妇”，“夫若外出”而“先自安身”的“懒妇”，“夫若有病”而“全无忧心”的“蠢妇”，“夫若发怒”而“斗闹频频”的“泼妇”，反面看，妻子疏于妇道，在于自行其是。二是离婚改嫁视同常事。丈夫固然可以借故“休妻”，妻子亦可因丈夫入狱、久别不归、生死不明之类而离去。时人刘寂妻夏后氏仅以需侍奉盲父而离婚，可见离婚不必有大的变故，以致离了合，合了再离，或旧情不断，“虽离之，亦却有情”（110）。离婚之易还由于再嫁不难，一嫁再嫁，不以为耻。据计，包括肃宗在内的前期诸帝公主，再嫁者23人，三嫁者3人。民间乃至有“今日得离书，明日改醮”（111）。三是阴阳错位，“惧内”成风，上流社会尤甚。管国公任瑰因妻子妒悍，谢绝太宗赐予二女子，太宗以“七出”责之，任瑰妻竟说：“妾不能改。”（112）可说妒悍到目无皇上与礼法。更有甚者如桂阳令阮嵩，因“慎内”而罢官，上司斥责说：“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何如整肃？”（113）有谓“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者”（114）。实则大历以后并未绝迹。在男权社会中，妻子妒悍可说是对夫权的抗争，也是一种自我保护。北朝以来就流传：“父母嫁女，必教之以妬，姑姊逢迎，必相对以忌，以却制为妇德，能妬为女工，自云不受人欺，畏人笑我。”（115）与传统的男尊女卑、夫唱妇随，显然大相径庭。诸如上述，意味着唐代妇女略脱礼法桎梏，对男子的依附有所削弱。范文澜论及唐代文化时指出：“娶妻必娶异姓，男女同姓，其生不繁，文化交流也是一样。”（116）“同姓不繁”的道理，我们祖先懂得很早，可惜没有推而广之，奉行于更宽阔的领域。唐人做了一点，固然不谬。有认为，唐代所有引进的文化都起了锦上添花的作用。稽诸史实，诚非妄论。
    唐代对异族、异端、异议、异教、异曲、异服、异俗等等，少有猜防拒斥而多所延纳兼容，究其原因，一是唐代处于承前启后的历史转折时期，处于文化多元整合的重要阶段。凡上列之“异”，魏晋以来多已有之，一些传统观念已在冲淡，礼法衰微不振，封建等级制等旧规亦在重新调整与编制，同中有异，异者趋同，交相渗透，冲突整合。这是个漫长过程。唐代正值其盛，自然承其余绪，得其正果。李唐皇室又出于“胡化”甚深的六镇集团，“大有胡气”，可说见惯了“异”的冲突交融。凡此，不仅为“纳异”提供了社会基础与氛围，也为“纳异”提供了心理准备。二是唐的先进与富强，特别前中期，社会安定，经济富庶，文化精深，国力强力，领先其世，对内外之“异”不仅有魄力延纳兼容，也有能力予以消受与驾驭。后期国势衰落，但“纳异”之风习有着惯性的延续，未曾遽然而止。大一统专制政权所固有的对“异”的强力拒斥，反而随其衰落而有所削弱。三是唐人的自信与明智，这更为主要。因为，有力量未必有气魄，两者不成正比，气魄毕竟是内在心态的外在表现。唐代统治者是个经历两晋以来士庶更替而正在崛起的地主阶级代表，其立国又在数百年多个民族与文化冲突融合和隋短促而亡之后，不无自信与明智。因而，虽位居领先其世而少有妄自独尊，时处文化多元整合而多顺应少阻止。他们有自己的异同功效观：“物之顺也，虽异质而成功，事之违也，亦同形而罕用”，“故知动静相矛盾为易务，曲直相反难为功。”（117）所以，敢于“纳异”，善于“纳异”，纵然不无出于笼络、利用之策略者，亦有积极作用。
    应当指出，唐代“纳异”之气魄，基本上属于《易传》所说“君子以厚德载物”的传统范畴，和现代意义对“异”的认识与兼容并不相同。从政治上说，它与“异”的关系还是一主一从而非独立平等，对“异”兼容还带有恩赐性而非“异”本当享有。其出发点与归宿点都在于谋求整体的和谐安定，而不是独立与发展，更非个体的独立与发展。其实，只有个体的独立与发展，整体和谐安定才有坚实基础。这种重和谐而轻发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一种基本倾向与特点。但是，“厚德载物”的气魄与措置，和事物在彼此联系与冲突中发展仍有一定程度的吻合，这就是先人所以强调“和实生物，同则不继”（118）。换句话说，唐人的“纳异”气魄，既是对传统有所淡漠，又是对传统有所发扬，是对传统的一种扬弃与成功。
    注释：
    ①《鲁迅全集》卷一《坟·看镜有感》。
    ②《旧唐书·东夷传》。
    ③⑥（11）（22）（23）《通鉴》卷一九八、一九七、二一三、二二五、二三二。
    ④《旧唐书·西戎传》。
    ⑤（19）《旧唐书·突厥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