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持司马光之见者代不乏人。对胡音胡乐的容纳基本上又是拿来主义，其“异”固然令人耳目一新，又着实惊世骇俗，一事两面，浑然难分。中宗时，武平一指斥歌舞戏《合生》说：“异曲新声，哀思淫弱，始自王公，稍及闾巷，妖伎胡人，街市童子，或言妃主情貌，或列王公名质”，“亡国之音，”（92）理当禁绝。吕元泰历数《苏莫遮》即《泼寒胡》的罪状更惊人：“旗鼓相当，军阵之势也；腾逐喧噪，战争之象也；锦绣夸兢，害女工也；征敛贫弱，伤政体也；胡服相观，非雅乐也；《浑脱》为号，非美名也”，结论是“安可以礼义之朝，法胡虏之俗。”（93）玄宗初，张说也认为：“且泼寒胡，未闻典故，裸体跳足，盛得可观。”（94）从中可见，说它是“未闻典故”的“异曲新声”，也名副其实。伤风败俗、有碍政教的非议纷纷，从反面表明容纳之不易与气魄之恢宏。安史之乱以来，传统观念回潮，非议更甚，但官方依然未见严令禁止。白居易咏《胡旋女》还说：“五十年来制不禁。”最被侧目的《泼寒胡》，除开元初下了一纸禁令，再也不见后文，其实它并没有被禁绝，天宝初韩朝宗上疏中还说到京城长安流行《泼寒胡》，安史乱后也未绝迹。直到南宋，民间尚“为泼寒胡、蔓延龙爵之戏，千诡万态”（95）。原因不是别的，正在于它是“异曲新声”，它因于此横遭非议与攻击，也因于此大受青睐而流传。
    《礼记·王制》云：“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足见和异曲新声一样，奇装异服亦是莫大的罪名。唐代虽有冠服制度，但对以冠服序贵贱、备礼容、齐风俗、明王制的传统，人们并非信守不逾。胡服盛行和妇女服饰奇异即是主要表现。服饰本是华夷之别的一个重要标识，唐人却漠然置之，兢行好尚胡服。一是普遍，从达官贵人到市井细民无不服用。大臣长孙无忌即以乌羊毛为浑脱毡帽，人多仿效，时称赵公浑脱。废太子李承乾“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96）。中宗以后，从驾宫女都戴胡帽。“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襟袖窄小”（97）。成为一种时尚。二是整装，不只是零件袭用。武后时，许多妇女头戴锦绣浑脱帽，身穿翻领窄袖袍，内著条纹小口裤，脚登软锦靴，一身典型胡妆妆束。三是胡服本限于平常燕居，却有官员著靴入殿省，袴褶还成为百官朔望的朝服，胡夷之服不入礼服的陈规被突破。代宗时归崇敬请罢袴褶，理由就是“事不师古”（98）。
    至于唐代妇女服饰的争奇斗妍绚丽多彩，那是空前的。除好尚胡服、首创红裙又名石榴裙以及天宝年间妇女时兴穿男装外，最突出最惊世骇俗的，是肤体的暴露。武德贞观时，妇人外出头顶，披体而下，“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永徽后改用席帽又称帷帽，脸面“渐为浅露”。开元间时兴胡帽，“靛妆露面，无复障蔽”（99）。盛唐之后，又流行袒领，里面有不穿内衣的，胸脯于是显露，世俗时论竟不以为忌，诗人还赞赏地咏云“粉胸半掩疑暗雪”，“长留白雪占胸前”。袒领低胸的时兴，可能是胡妆翻领的发展，或者受“胡俗”的感染。传统的宽博衣裙仿效胡服，改取紧身窄袖，也使女性体态得以展示。凡此种种，和笑不露齿行不露脸的礼法与通体裹得严严实实的传统服饰，大为悖逆，大异其趣。吕思勉说：“此等多由见异思迁，抑中国衣服宽博，可以备礼容，而不便于作事，西北夷之服于此或有所长也。”（100）全面看，“见异思迁”还蕴含个性、情趣、审美等的创造与追求。唐代越是不作事的女主贵妇，越是酷好胡服、袒领低胸、服饰奇异，即是例证。对胡服奇装听之任之，实含对冠服明王制、齐风俗传统的淡漠，视服饰为生活小事个人私事的倾向有所增强，而且不以为讲究服饰美好、追求生活情趣就是奢华与颓废。唯其如此，安史之乱有人看作“服妖”之应，官方对人们的服饰还是听其自然，很少干预。
    朱熹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不以为异。”（101）意指“胡风”、“胡俗”对男女、婚姻、家庭方面的影响，唐人已习以为常。应该说，在这一领域的汉族传统与礼法，不无进步与文明，同时又有禁锢与束缚。胡风、胡俗不无蒙昧与落后，同时又有原始气息的开放与宽松。所以，它的传入与影响，既迎合与助长了皇族权贵豪门的荒淫，又冲击了礼法的拘制，起了某种歪打正着的松弛作用。这里只讲性禁忌和贞操妇道问题。
    在性观念上唐人较少伪饰与畸形。男女“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102）。男女事较少讳莫如深。无论情爱与风流，还是荒淫与乱伦，既见于生活，又可入于疏奏，形诸诗文。著名者如朱敬则谏武后“内宠”，认为：“嗜欲之情，愚智皆同，贤者节之，不使过度，则前圣格言也。”（103）朱敬则或有为武则天开脱之意，君臣不以为忌总是事实，即便对男皇帝于史也未见如此坦直之言。褚遂良提出官员妻室“淫秽”无碍对其任用，为此一再上疏，力主“存其大体，而略其细微，掩其家室，而用其才能”，还说这才是重“人伦”、“教化之本”（104）。这等于为贵妇淫乱张目，且无视“齐家”之教条。玄宗初对唐初以来一直存在的所谓“别宅妇”下令“检括，配入掖庭”，结果引发众多疏奏的反对，只得以下不为例不了了之，放出“配嫁”，“容其自新”（105）。民间青年男女偷情，“乘间合欢”，其母竟认为“才子佳人，自应有此”（106）。文人骚客的狎妓几成时尚，类于娱乐。白居易等名流皆所不究。宋人惊异之余，不胜叹说：“为见当时郡政多暇，吏议甚宽，使在今日，必以罪闻。”（107）清人亦作诗云：“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游有翠翘。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官吏宿娼条。”（108）其实，风流不等于下流。陈鸿《长恨歌序》指出：“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故所遇必寄之吟咏，非有意于渔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