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是个伦理政治社会，血缘的纯正与亲疏是权力与财富分配的重要依据，也最为世俗所注重。所以，比之通使、求学、贸易等，任用异族人和异族间通婚，更反映唐人少有“非我族类”、“无取杂种”的顾忌。唐代胡汉通婚相当普遍。前面已提到胡客“诱取妻妾”、“皆有妻子”，中唐之后更甚，《东城老父传》载元和年间“北胡与京师杂处，娶妻生子，长安少年皆有胡心矣。”上层人物亦如此。高祖19女，女婿近半数为少数族。公主和亲于史可据者有23次，且不视为屈辱之事。这类婚姻固然含有政治缘由，但也表明胡汉通婚在心理与习俗上无大障碍，因而对民间异族联姻亦少有闻问。贞观二年，只“敕诸蕃使人，娶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26）。国内嫁娶依然自由。文宗时，京兆尹建议“中国人不合私与外国人交通、买卖、婚娶、来往”（27），大体为的便于管理，所以，只禁私自嫁娶，并不禁止通婚。
    对异族人的任用，其人数之众、族别之多、任事之广，前朝后代几无可比拟者。据统计，宰相即有24人，来自15族。将军、节度使多不胜数，以致《唐书》专立《诸夷蕃将传》。外邦远洋人则有日本晁衡、新罗崔志远、大食李彦升、波斯卑路斯父子等著名人士。其中不无荣宠食禄之位，更多的是用而不疑，实有职权，奖赏升迁和汉人也无大区别。最为乖常的是让异族人出入宫禁，侍伴君王。太宗时，温彦博就认为：“选其首酋，遣居宿卫，畏威怀德，何患之有？”（28）但事涉禁脔与君王人身安危，难免人们惊异与忧虑。武后时，薛登上《请止四夷入侍疏》，却未被理会。开元时，用突厥人为“从官，赴封禅之礼，参玉帛之会”，还“复诏侍宸游，召入禁仗”，“更赐以驰逐，使操弓矢，兢飞镞于前，同获兽之乐”。吕向指出“虽圣胸豁达，与物无猜”，却担忧“荆卿诡动，何罗窃至”（29）。天宝初，韩朝宗再次告诫：“匈奴在邸，实繁有徒，刺客密友，何限夷夏。”（30）玄宗皆不以为意。安史乱起，他逃亡成都，还坚持说：“推心于人，不疑于物。”（31）这与其说执迷不悟，毋宁说处惊不乱，没有因为安史反叛而因噎废食，猜防所有异族。
    民族异己心态淡漠，意味着华夷胡汉间深层阻格的消退，所以，尽管有冲突，有战事，都无碍唐对周边各族和域外人文容纳与开放的大局。据《唐六典》载，与唐往还的“异国蕃邦”，盛时300余，少时也有70多个。时间上持续始终，无有时开启时锁闭的大起大落；周边各族，四邻八方，各色人等，往还无阻，空间地域上几无限制；政治、经济、文化，齐头并进，全面而深入。说它全方位，似不为过。
    二、文士异己心态淡漠与文网宽疏
    唐代儒、道、释三教并存，思想文化领域无有一家一说独尊，应该说是文士异己心态淡漠的首要表现，也是一种气魄。因为，当初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针对的即所谓“异端邪说”，旨在禁绝百家，钳制文士，实行思想一元。唐对儒、道、释的基本政策是调和与兼用，从而形成和合三教、优容诸说的多元格局和自由诘难论争的文化学术氛围。高祖在国子学，高宗在其御前，德宗在其诞辰，都召集过儒师、沙门、道士讲论诘难，三教并行，兢逐论对，终唐一代持续不绝。儒学虽被奉为正统，却始终未达独尊。它还没有走出魏晋以来“重文轻儒”的低谷。高宗武后之后更甚，“政教渐衰，荡于儒术”，“博士、助教，唯有学官之名，多无儒雅之实”，“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32）。儒士、经书及其祖师不断受到鄙薄与嘲弄。诸如李白诗云：“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33）高适诗云“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34）。乃至崇儒的杜甫都吟有“儒术于我有何哉？孔丘盗跖俱尘埃”（35）。晚唐杜牧公然说：“跳丸相趁走不住，尧舜禹汤文武周孔皆为灰。”（36）非儒薄孔，非圣薄尊，习以为常，并不视为大逆不道。无有一学独尊，实即脱却一层禁锢。文士有的崇儒、有的奉佛、有的入道，或兼通三教，或中途改宗，思想信仰上拥有相当的自由与回旋之地，这既扩大了文思源头与天地，也有助于心理平衡，善处变幻遭际，有利于文化创造。即便对儒学而言，也是去了作茧自缚。它从“独尊”地位跌落下来，反而获得新生。唐人治经业儒，便特不拘泥墨守，或如治《左传》的徐文远，“多立新义”，“又出己意，博而且辨，听者忘倦”（37）。或如治《春秋》的啖助、赵匡，冲决章句藩篱，以经世致用而自负，时称“皆为异儒，颇传其学”（38）。因无独尊之忌，对学派不一，观点歧异，当道非但不禁，还给以一定的保护。玄宗批评党同伐异的门户之见时指出：“旁求废简，远及缺文，欲使发挥异说，同归善道，永唯一致之用，以开百端之行。”（39）很懂得“存异”本是“求同”的前提，经“异”的自由兢逐，方能同归一致。儒、道、释三教并行兢逐，“初若矛盾相向，后类江海同归”，契合日深，就取得共佐王化的功效。
    再一表现，是崇文重才的政策与风尚。传统所重的德行经义，不出礼法陈规和前人说教，实求政治依附与驯服。唐代不然，一开国就侧重才学而轻于德行，开了不拘流品之端。太宗的谋臣武将不少“自潜伪中祓濯而出者也”，原因确有“新造之国，不能不待于亡国之臣”（40），更主要的还是出于大家风度和用人重才，“大唐创历，任官以才，卜祝庸保，量能使用”（41）。高宗武后之后，科举重诗赋文章，又起了导向与强化作用。时人刘晓说：“礼部取士，专用文章为甲乙，故天下之士，皆舍德行而趋文艺。”（42）玄宗年间，诗赋文章已是“立身之美旨也”，“五尺童子，耻不言文墨焉。是以进士为士林华选，四方观听，希其风采”（43）。文士之地位声望于此可以想见。流风所及，以致公主因驸马“无才气”而“不同席者数月”（44），妓女自恃诵得白学士《长恨歌》而大增身价。对此当然不是没人不以为然，贾至上疏就斥之为“舍皇王举士之道，从乱代取人之术”（45）。最高当局则不以为然。文宗时，郑覃以进士“轻薄”为由，再三请求罢废，文宗淡然回绝：“轻诱敦厚，色色有之，未必独在进士。”（46）岂止“轻薄”，纵然背叛失节，也因才气文章得到少见的宽恕与厚遇。骆宾王参与徐敬业反叛并草起近于人身攻击的《讨伪武氏檄》，武则天的反应首先不是恨其叛己，而是怜其不遇：“宰相之过也。人有如此才，而使流落不遇乎！”（47）清人纳兰性德以此与宋文帝宽宥孔熙光并论媲美，赞称“皆绰然有帝王之度，足令才士心死”。孔熙光罪至“谋逆”，宋文帝“奇其才，遣人慰之曰：‘以卿之才而滞于集书省，理应有异心，此乃我负卿也。’又责吏部尚书何尚之曰：“使孔熙光三十年作散骑郎，那不作贼。”（48）武则天的叹息不无此意。骆宾王败亡后，“文多散失。则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郗兖州人郄云卿集成一卷，盛传于世”（49）。若说骆宾王背叛尚有怀才不遇之故，那么安史之乱中“甘心从贼”者应无辞可解。但是，当崔器主张以诛杀严惩时，李岘认为“概处极法，恐乖仁恕”，提出“议六等定罪”，“当时无不是李岘而非崔器”（50）。可见世道人心之所向。以王维为例，他在安史之乱中出任伪职，事后宽赦不诛，后还升官，安享天年。代宗下令辑其诗文，特诏褒扬“天下文宗，位历先朝，名高希代，抗行周雅”，“诗家者流，时论归美。”（51）并不以德行气节亏损而禁毁其文，贬污其名，否定其功。论其原因，虽有“六朝以来，君臣大义不明”的余习（52），也毋庸否认唐代对文士的器重与宽容。从选士用人制度和实际后果看，亦不为失策。因为，“取行实”和“尚文辞”都难免“伪饰”之弊，而“伪行之害人心，坏风俗，伤政理者，倍于伪饰之文”（53）。事实正是如此。唐代士人虽然每每短于德行操守，却多富于才学，而且往往文武兼资，善于排解危难而成就业绩。诚如王夫之所指出：“国多才臣，而虽危不亡，唐之立国二百余年，有亡国之君而终存，高祖之立法持之也。”（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