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直接与重要的反映，还是言无禁忌，论说著作，无有禁区。南宋洪迈说：“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他罗列一长串例证后，很是感慨地结以一句“今之诗人不敢尔”（55）。众所周知，“宫禁嬖昵”事关君王隐私与偶象，历来禁忌无比，唐代既许“反复极言”，对“当时事”的嘲讽、讥刺、抨击几无顾忌就可想而知，且不避权要与至尊。白居易例举其诗说：“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诗，则执政柄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偏举。”（56）即使出身皇族少有社会体验的李贺，他“为诗，其命辞、命意、命题，皆深刺当时之弊，切中当时之隐。”（57）“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不仅被鲜明提出，奉为宗旨，而且，“暴露”远胜于“歌颂”，尽管唐代是个屈指可数的昌盛王朝。而今，唐人诗文俱在，无烦证引，后世不免为其于史罕见而惊异。但在唐代，所有这些对“当时事”的讥讽、揭露、抨击，间或有碍作者仕途，在政治上却几乎没有招致所谓影射、污蔑、攻击而横遭贬杀与禁绝，相反，还受到某种赏识与欢迎。白居易作乐府等“规讽时事，流入禁中”，宪宗“见而悦之，召入翰林学士”（58）。他的《长恨歌》讽刺玄宗荒淫误国，《琵琶行》倾诉不平与悲愤，宣宗毫不介意，作诗追念云：“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59）赞许备加，情感真挚。有唐一代士大夫，不是没人被贬杀，更不是没人困顿不遇，但那多半是直接置身政治角场，因文字而获罪毕竟很少。元稹在和李绅作“病时之尤急”乐府诗序中，证引“昔三代之盛也，士议而庶人谤”之后说：“予遭理世而君圣，故直词以示后，使夫后之人，谓今日为不忌之时焉。”（60）有呼吁，有期待，大体也是事实。
    重要的是，对士庶谤议唐代何以“不忌”或说少有禁忌？照元稹说法是“理世”而“君圣”。具体说，与唐代进言纳谏风气和君臣关系相对宽松很有关系。事实上，文士作文讽谕和他们居官谏争，所涉多系缺失弊端，主旨在于匡济弥救，只是途径方式不同。文网宽疏可说是言路畅开的延伸与扩大，一种间接反映。这种内在联系，用白居易的话说：“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稗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上以广宸听”，“下以复吾平生之志。”（61）换句话说，文士对军国要事到社会民生的种种异议，源出于兼济天下之志，基本上属于规谏讽谕性质，它对当道实为信赖与寄望，而不是抗衡与背叛。这个本质，李绛就白居易当面“直言陛下错”而向宪宗解说时所一语道破：“竭诚无隐”，“志在纳忠”（62）。然而，观之历史，在更多的情况下，是有情却被无情恼。唐代所以不尽然，约莫是对此有所醒悟。唐太宗认为：“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为此，他明确要求“勿上下雷同也”（63）。对“顺从”、“顺旨”之类还严加责斥：“比来惟睹顺从，不闻违异。若但行文书，则谁不可为，何必择才也。”（64）对臣民“违异”非但不忌，反加倡导，原因在于太宗深知：“以天下之广，四海之众，千端万绪”，“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65）如此，自然目光深远，心胸坦荡。正如元稹所指出：“太宗岂好逆意而恶从欲哉？诚以顺适之快小，危亡之祸大故也。”（66）当然，唐代君王并非个个不忌“违异”，但贞观之政既成一种风范，便有一定的约束与影响。所谓“直言之路启，以谏之道开，贞观以来，此实为美”（67）。类似之言在太宗之后唐代君臣中屡见不鲜，当是佐证。深一层说，“岂得以一日万机独断一人之虑也”云云，实为对君臣间相互依存一面的领悟，而承认和重视相互依存是双方关系易于谐调与宽平的前提与基础，当道对文士的猜防与控制因此相对减弱。再则，唐代君臣对文艺多有好尚，有的还具有相当素养，被论者称为“学者型”，也使他们与文士易于理解与相通，避免了一些无端而起的猜忌与冲突。此外，唐代礼法不振，贵贱尊卑原本比较宽弛。以开元盛世时“班秩”为例，“在朝百僚，多不整肃”，“或纵观敕旨，或旁阅制词，或交首乱言，或远班问事，或私申庆吊，或公诵诗篇，或笑语喧哗，或行立怠惰，承宽既久，积习如常。不增祗惧之容，实紊矜庄之典”（68）。文士也不例外，因士仕一人也。天宝初，李白奉召入京既不诚惶诚恐，也无受宠若惊之态，他“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玄宗都“不觉无万乘之尊”（69）。类似的或“恃才傲物”、或“言论倜傥”、或“诡激啸傲”、或“不拘细行”、或“狂率不逊”之类（70），所在多有，这都透露了君臣上下俨如主奴的淡化，双方都少了些“犯上作乱”之忌。
    白居易说：“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然寥然，奉身而退。”（71）唐代可以说出现了文士所渴望的难得之“时”，故勃然突然而出。仅文学创作而言，他们敢于广泛干预“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内容充实而丰富，因为他们几无政治恐惧。他们勇于标新立异，革新创造，因而风格迥异，流派纷呈，“诗盈数万，格调各殊”，“精思独悟，不胥为苟同者”（72）。因为他们几无思想束缚。他们“虽穷达殊途，悲愉异境，而以言乎摅写性情，则其致一也”（73）。心理上亦少有郁制阻塞，对事物是非褒贬，喜怒哀乐，倾泄而出，可说到达任情达性、自由驰骋的程度，因而情真而动人。也许正因诸如此类，有论者认为唐代文士“整体价值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个不同于前代后朝的新型知识分子群体崛起”（74）。不过，这个估量过高了。以参政观仕途观为例，唐代文士并没有超越有道则出无道则隐的传统价值范畴。白居易的言行是有代表性的。他明确表示：“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者兼济天下。’仆虽不屑，常师此语。”（75）其他各“观”，大体亦然。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国士大夫所以在整体价值观上难以越过传统范畴而迈入“新型”，根本原因在于他们还没有成为独立的社会人，他们依然是隶属于农业宗法共同体的一员，虽受其束缚，也受其保护，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只是他们居于文化上的优势，多一点理性的思考与追求，即“所守者道”，原本不乏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责任感，也不乏临事创造的胆识与才智。他们所企望的，与其说是自由与独立，毋宁说是尊重与信用，即“所待者时”，时者，实为期遇“英主”与“明公”，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唐代既较少视为“异己”，也就多少成了“知己”，故“如云龙，如风鹏”，呈现一派不同于前朝后代的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