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史学发展的长河中，史学比附延续蔓绵了千百年之久。今天，对其进行认真科学的分析、总结，对于我们认识和把握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质，正确估价中国传统史学的价值，都具有一定的意义。故笔者不揣浅陋，加以初步的“析论”。
    一、中国史学中的比附传统
    在史学编撰中，通过对史实的叙述或评论，比附现实社会生活现象，抒发作者的感慨和褒贬，宣传作者的立场和理想，这就是史学比附传统的基本特征。
    孔子编《春秋》，借记载历史，抨击其所处时代“礼崩乐坏”的社会变革，阐述自己的政治观点。这虽是编纂史书，却有着强烈的现实性。这种现实性正是建立在《春秋》一书的比附特点上的。孟子曾深有体会地道出了这层关系：“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孔子的一字褒贬法则，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成了中国史学比附传统的滥觞。
    自孔子而降，史学比附传统在古代社会里也就不绝如缕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有袁宏、习凿齿、范晔等人分别在其史著《后汉纪》、《汉晋春秋》、《后汉书》中作比附、发感慨。唐宋时期，有刘知几、司马光、吕祖谦等人在其史著和史评中继承这一传统。元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密切交织，这一传统更得到了发扬和光大，像著《文献通考》的马端临，作《通鉴注》的胡三省，写《读通鉴论》、《宋论》的王夫之，作《读史方舆纪要》的顾祖禹，编《鲒{K1D402.JPG}亭集》的全谢山等，哪一位不是借史学比附这碗烈酒，浇自己心头的块垒！
    范晔当年在狱中作“致诸甥侄书”，内云：写作《后汉书》的本旨，是“欲因事就卷内发论，以正一代得失”（《宋书·范晔传》）。可知，作为史书作者本人，在运用比附之时，大抵是自觉的。宋神宗听司马光讲授《资治通鉴》曾情不自禁地道出：“卿进读，每存规谏”（《续资治通鉴长编》），这表明统治者对史臣的史学比附内涵也是意会的。习凿齿写《汉晋春秋》，书成，时人阅读之余，纷纷指出此乃是对权臣桓温“觊觎非望”的“裁正”（《晋书·习凿齿传》），这表明习氏史著的比附作法，同时代人心中洞若观火，由此可见，古代史学的比附功能，是为史书作者所自觉运用，为统治者和一般读者所完全意会的。正因为如此，史学比附传统才能够薪水相传，成为史学结合人生，发挥社会功效的有力保证。
    历史跨入了近现代，史学比附传统，并没有因社会制度的嬗递而失去市场。恰恰相反，近现代波澜壮阔的社会生活场面，为其存在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优越的条件。
    龚自珍、魏源是近代思潮的启蒙者，在他们的史著中，蒙着一层“比附”的特殊光彩。当时，龚自珍以公羊三世嬗递说表述社会历史进化观的著作，魏源的《圣武记》、《元史新编》，成为近代史学中比附传统的不祧之祖，龚、魏之后，对明史的研究大为兴盛。夏燮的《明通鉴》，徐鼐的《小腆纪年附考》即系这方面有影响之作。虽然夏、徐两氏在各自史著中所反映的政治倾向有异，但积极运用史学比附手法的作法，却是完全一致的。
    十九世纪末，清朝统治濒临危机，这时兴起了资产阶级变法的维新运动。其代表人物，如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都是一些思想敏锐，目光远大，学识渊博的爱国知识分子。史学在他们手中，顺乎自然便成了其提倡改良，宣传变法的有效手段。像郑观应的《论议政》、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等经，史著作，均是当时著述中充满着比附精神的突出代表。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史学编纂的比附传统也一样蔚为大观，盛行不衰。在此只需列举抗日战争时期中诸种现象，即可说明这一点。
    抗战时期，国民党的顽固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面前，进行了一些反共活动。“皖南事变”标志着这类活动达到高潮。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在阶级冲突的尖锐现实面前，广大进步人士进行了坚决斗争，但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很难用正面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立场，于是，通过编著史学作品发议论、作比附，也就成为进步史学家团结人民、打击敌人的卓有成效的途径了。当时像郭沫若的诸子思想研究、秦始皇研究；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曾国藩批判；翦伯赞的《桃花扇底看南朝》、《南宋初年黄河南北义军考》等历史论文；吴晗的《历史的镜子》等等，就是些利用史学搞比附而为抗战事业立下大功的论著。
    以上我们简单回顾了中国史学中比附传统的大致发展历程，就此可以断定，史学比附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但是它的存在对中国史学的发展是祸是福，它的历史合理性与局限性究竟如何看待，这是我们更愿意探索的课题。
    二、史学比附传统的得与失
    对史学比附传统在历史上诸种表现进行一番考察后，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史学比附对社会政治生活所起的影响，主导方面是积极进步的，这大致体现为以下三点：
    第一，它是有正义感的史学家用来揭露黑暗政治，批判社会弊端的曲折斗争方式；是专制主义残酷统治下，教育人民，表达民意的手段和途径，是学术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表现。
    刘知几在《史通·疑古》篇中，论证了儒家所津津乐道的“三帝二王”盛世，实为统治集团内部为争权夺利而互相残杀的社会。他指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舜放尧于平阳，益为启所诛，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太伯让位，是为了避祸；周公放管蔡，是为了揽权。这一类事情，刘知几认为是“求诸历代，往往而有”的普遍现象。这里刘知几揭露的是历史上统治阶级内部厮杀的罪恶，但讥刺的矛头却针对着唐代的现实政治，这是对唐朝统治者集团内部骨肉相残现象的辛辣批判。
    夏燮著《明通鉴》，通过对明朝史实的叙述，多处比附批判清统治者的残暴专制，无能卖国。因为仇恨清王朝大兴文字狱，推行严刑苛法，夏燮他就借着论列朱元璋的所作所为来加以比附痛斥。他说：“夫去杀期以百年，兴仁俟之必世。自右渐仁摩义之主，犹恐之失于天下，不能得之于其身，况积其威约之势而欲遗子孙之安，诚未见其可也”（《明通鉴》卷七）。这里，夏燮显然是借明代史事比附影射清朝统治者，指出其凭恃严刑峻法是不可能“遗子孙之安”的。这种批判黑暗政治的功能实在值得肯定。
    第二，中国史学中的比附传统，曾经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起过表彰忠贞爱国，贬斥投降变节，振奋民族气节的积极作用。它警懦惩顽，发聋振聩，在保存光大民族文化传统方面，这一“批判的武器”，有时起到了“武器的批判”所无法替代的功能。
    宋代吕祖谦著有史论《东莱博议》，其中就“周与晋阳樊温原攒茅之田”一事慨然发表议论：“呜呼！周自平王捐岐丰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以破裂不全之周，竞竞自保，犹虑难立。岂容复有所侵削耶？奈何子孙犹不知惜，今日割虎牢界郑，明日削酒泉界虢。文武境土，岁{K1D403.JPG}月削，至襄王之时，邻于亡矣！又顿捐数邑于晋，是弃粮于陈、蔡之间，挥金于原、曾之室，果何以堪乎？”表面上，吕氏谈论的是东周的史事，实乃借古讽今，锋芒指向南宋对金屈膝妥协的既定国策，表明了吕氏本人反对割地求和的进步民族意识。这是古代史学中通述比附，反对民族投降的重要例子之一。
    近代历史上，这方面的例子也不匮乏。如魏源《元史新编·凡例》云：“元承辽金入主中原，从无变更宋人衣冠及剃发之事，而金代郊祀且执玉珪则并参用汉制。故伯颜下江南不血刃，抗民安堵，亦不一人变动者，由纪律宽严，绝无削发改衣冠之令也。”魏源所谈之元朝情况并不属实，但是借此痛斥清廷1645年颁布的剃发令，则是魏源本旨所在，从中反映了他反对民族歧视、民族压迫的进步思想倾向。
    抗战时期，中华民族面临着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沦亡的最大危险。这时采取比附的方式讲述研究历史，歌颂抗战，反对投降，更具有了重大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同志本人就热忱提倡过这种做法。他说：“如能在你（指何幹之）的书中证明民族抵抗与民族投降两条路线的谁对谁错，而把南北朝、南宋、明末、清末一班民族投降主义者痛斥一番，把那些民族抵抗主义者赞扬一番，对于当前抗日战争是有帮助的”（《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6页）。明明白白地道出了这层意义。 当时的进步史学家无愧于自己的职责，在这方面贡献了自己的才智，史实甚多，兹不赘举。这里只想提一下陈垣先生。陈先生在解放初曾对自己抗战时期的史学活动作过一番总结。集中反映了史学家们重视利用史学比附来激励民族气节。陈先生在致友人书中言：“‘九·一八’以后，世变日函，乃改顾氏《日知录》，注意事功，以为经世之学在是矣。北京沦陷后，北方士气萎靡，乃讲全谢山之学以振之，谢山排斥降人，激发故园思想。所著《辑复》、《佛教》、《诤记》、《道考》、《表微》，皆此时作品，以为报国之道止此矣。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局耳。”（引自《中国史学家评传》）
    第三，史学比附传统也是历史上进步人士宣传革新主张，表述时代要求的有力武器。这正如经典作家所说的那样：“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借用它们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以便穿着这种久受崇敬的衣服，用这种借来的语言，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
    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给民族套上了一个沉重的包袱。传统的惯性是如此之大，以至任何革新与进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这就像鲁迅先生所讲的：“在中国，即便是搬动一张桌子，也得流血。”这种历史现实，一方面迫使革新者去“战战兢兢地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另一方面，由于革新者与其脱胎而来的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也乐意于“请出亡灵来给他们以帮助”。而在史学中运用比附手法，则是他们“请出亡灵”给自己以帮助最好的方法之一。但是这些人的目的既然是为了“演出世界历史的新场面”，那么，这种作法也就值得肯定。
    这方面突出的事例，莫过于当年资产阶级维新人士利用史学搞比附，为实现变法寻求理论依据的做法了。如郑观应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作《论议政》，主张在中国实行君主立宪式民主制度，以“通上下之情，期措施之善。”他的依据，便是议院制在三代即已实行：“君卿大夫相议于殿廷，士民缙绅相议于学校。”主张在当时做到“上效三代之遗风”，实行君主立宪。这就是用自己头脑中想象出来的三代历史比附现实，为改良制造舆论。又如康有为，更大力利用经史之学搞比附影射，批判清廷的抱残守阙，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张。这些做法，在中国近代史上曾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任何事物都是复杂的矛盾体。史学比附传统也复如此。它除了在历史上具有上述正面意义外，无庸否认，也存在着一些消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