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以来，史学界一直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认为《史记》有"人民性"，"处处从人民立场上来评价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①。支撑这种观点的主要证据有四：一是司马迁"大胆地歌颂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功绩"②；二是"写了不少游侠、刺客、龟策、日者、货殖等下层社会的人物"③；三是"热情地颂扬了那些对国家民族有贡献、对广大人民有过好处的历史人物"④；四是"司马迁从同情广大被压迫人民出发"，"敢于揭发和抨击那些强暴的统治者及其御用的大小爪牙的各种罪行。"⑤这种观点及其证据是错误的。"人民性"是对人和事进行阶级定性的词汇，它与"有同情人民的表现"不同，它反映了一个人的立场是从人民利益出发的。而《史记》的出发点却是西汉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
    要想对《史记》的"人民性"有个正确的结论，必须从整体上把握《史记》的立意，把握其价值取向与作者写作时的感情波动之间的矛盾，以及这对矛盾所决定的《史记》的整体性质。
    一、《史记》的整体性质是歌颂统治阶级与批判某些统治者之间的对立与统一
    从宏观上把握《史记》的整体性质是弄清《史记》有无"人民性"的关键。一般来说，史书的整体性质是由其价值取向来决定的，也就是由作者灌注在史书中的主题思想来决定的，但整体性质与价值取向并非完全重合，价值取向有时会因作者本人感情波动的冲击而偏离整体性质。因此弄清《史记》的价值取向与感情波动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史记》的价值取向是为处在封建社会上升时期的西汉王朝政治服务，我们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来论证。第一，从史书序列规律来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不同的历史形态都由相应不同的历史著作来反映。作为原始社会历史主流的人类进化史是由作为史学萌芽的神话传说来反映。例如人类的起源，古希腊神话认为普罗米修斯捏泥造人，并由雅典娜给予了灵魂和呼吸，中国神话也有"女娲氏抟土为人"的传说。作为奴隶社会历史主流的战争史，是由诸如《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希波战争史》、《朱古特战史》、《高卢战记》、《内战记》、《远征记》、《尚书》、《逸周书》、《左传》、《战国策》、《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信陵君兵法》、《尉缭子兵法》等中外史籍来反映的。作为封建社会历史主流的政治史（西方的基督教神学专制政治和东方的皇权专制政治），是由诸如《英国教会史》、《圣经》、《兰伯特编年史》（记德皇亨利四世在卡诺萨向教皇格里哥利屈服之事）的西方神学训诫政治史籍和诸如《史记》、《汉书》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的中国为皇权政治明治乱兴衰的鉴戒政治史籍来反映的。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主流的经济史，是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以经济为终极原因的史书来反映的，如马克思主义史学、《历史之经济解释》、《南北战争前美国南方的经济生活和劳工》以及数不胜数的财团史、资本家传略等等。通过对史学书籍的系统性的考察，我们发现了《史记》产生于中国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西汉，与其他封建史书一样，它是以封建皇权的政治和政治鉴戒为主题的，是为西汉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第二，从司马迁所处的社会和他对这个社会的认识来看，西汉王朝初期，国家一下子从战乱不休的纷争中进入统一、和平、安宁和迈步强盛的形势之中，到了司马迁时代，繁荣局面达到极点，出现了余粮"腐败不可食"和余钱"贯朽不可校"的情况，但这种强盛的背后也暗藏隐忧，这就是汉武帝等统治者好大喜功、滥用民力所带来的颓势。这种既强盛又含衰微之机的局面，是司马迁《史记》的价值取向产生的社会背景，它使司马迁产生了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他的历史使命就是要歌颂和赞美西汉初的强盛政治，这种想法在思想和家传两种因素的作用下显得更为强烈。思想上司马迁信奉黄老道家思想，"先黄老而后六艺"，于是他对汉初的无为而治衷心拥护；家传上他的父亲司马谈临死曾告诫他要把汉初大一统的强盛局面反映出来，司马迁"俯首流涕"地答应了。他下面的这番话很能表明其心迹："汉兴以来，至明天子，获符瑞，封禅，改正朔，易服色，受命于穆清，泽流罔极，海外殊俗，重译款塞，请来献者，不可胜道。臣下百官力诵圣德，犹不能宜尽其意。……主上明圣而德不布闻，有司之过也。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之言，罪莫大焉。"⑥在这种历史使命感的感召下，他把《史记》的价值取向指向了反映、赞美汉朝的强盛和大一统，对汉代强盛政治作了自古及今的铺垫和赞颂，并宣扬了"帝王中心论"思想："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弼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⑦他所创立的纪传五体形式就是一个形象地反映封建秩序的等级序列。司马迁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是一致的，如果说历史使命感是为了赞颂西汉政治的强盛的话，那么社会责任感则是为了维护这种强盛政治的不衰。于是，象所有封建史书那样，对统治阶级进行鉴戒的主题就产生了："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⑧司马迁以史为鉴的目的在于通过天人之分和总结古今历史之变的经验，寻求适应封建一统天下长治久安的"治道"。在《史记》中，他提出了三种劝谏形式，一是《滑稽列传》中的婉言讽谏，一是《汲郑列传》中的直言强谏，三是《龟策》《日者》两列传中的以迷信形式鉴戒。他自己则以史为鉴。例如他把秦始皇和汉武帝两人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寻仙访道、封禅巡游的事迹加以对比，以劝谏武帝切勿走秦亡的老路。这种对统治者的劝谏即使言辞再激烈，其目的也不过是为了维护西汉统治者的利益。总之，无论从史书序列规律来看，还是从社会背景和司马迁个人思想认识来看，《史记》的价值取向都是立足于赞颂西汉政治并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