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认为《史记》从同情广大被压迫人民出发揭露了强暴统治者凶残狠毒的面貌，这种观点主要是指司马迁写的《平准书》和《酷吏列传》抨击了汉武帝入其爪牙。此论非是。如前所述，司马迁抨击武帝主要是从个人怨愤出发，并且在总趋势上还肯定了他的功绩。对酷吏的抨击也不是从人民立场出发的，而是从个人立场和与己同病相怜者立场出发的，同时也从整个统治阶级立场出发。首先，这些酷吏镇压的多半是武帝的政敌和犯法的贵族。司马迁对酷吏的抨击是对被镇压的贵族的同情而非对人民的同情。因为司马迁受过汉武帝刑臣的迫害，因而他怨愤这些酷吏，指责他们"其治如狼牧羊"，"所治即上意所欲罪"，所容"即上意所欲释"，由此对与自己相同遭遇的贵族产生了同情。其次，司马迁对酷吏的看法又是矛盾的，在书中对很多酷吏的评价又很高，说他们"公廉"、"廉平"、"直法行治不避贵戚"、不欺"下户羸弱"、所治"道不拾遗"、死后"家直不满五十金"。认为酷吏"其廉者足以为仪表，其污者足以为戒，虽惨酷，斯称其位矣。"还认为酷吏可以"方略教导"、"禁奸止邪"。对酷吏的称赞又表明司马迁理智的苏醒，他出于对整个统治阶级利益考虑，认为酷吏对那些违法犯禁者的惩治又是应该的，这是《史记》价值取向的表现。对酷吏的这种既赞又恨反映了价值取向与个人感情波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丝毫看不出一点"人民性"的迹象。相反，司马迁在传中称人民为"盗贼"，在《自序》中露骨地说道："民倍本多巧，奸轨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严削为能齐之，作《酷吏列传》第六十二。"有人不细思察，反倒认为"司马迁通过这两篇文章（《平准书》、《酷吏列传》）完全确立了他那符合人民愿望的写作态度，在这里，他使一己的利益和广大群众的利益接近起来。"（39）
    综上所述，《史记》中不存在着"人民性"。司马迁写《史记》的立场有二，一是为整个统治阶级，一是为自己，表现为《史记》价值取向与司马迁个人感情波动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价值取向的确立决定了《史记》为整个统治阶级作赞颂和鉴戒的服务宗旨，感情波动又决定了《史记》对某些统治者进行揭露与批判。这样《史记》既符合了封建史学的"政治中心"、"鉴戒主题"的规律，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又具有史学家鲜明的个性和丰富的感情，从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我们切不可认为二千多年前的《史记》是因为具有"人民性"才流传千秋的。
    注释：
    ①（23）北京大学1955级：《中国文学史》。
    ②④（22）（27）（38）仓修良、魏得良：《中国史学史简编》第80-8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③⑤陈光崇：《中国史学史论从》第7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⑥⑦司马迁：《太史公自序》，《史记》卷130，中华书局1959年版，下同。
    ⑧《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史记》卷18。
    ⑨司马迁：《报任安书》，《汉书》卷62，第2736页。
    ⑩（11）施丁：《司马迁写今上（汉武帝）》，《司马迁研究新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12）侯外庐：《司马迁著作中的思想性和人民性》，《人民日报》1955年12月31日。
    （13）（15）（21）《陈涉世家》，《史记》卷48。
    （14）（19）《项羽本纪》，《史记》卷7。
    （16）（20）张大可：《司马迁研究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史记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版。
    （17）（18）《高祖本纪》，《史记》卷8。
    （24）殷孟伦：《略谈司马迁现实主义写作态度》，《文史哲》1955年12期。
    （25）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111页，三联书店1957年版。
    （26）翦伯赞：《中国历史学的开创者司马迁》，《中国史学史论集（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8）《屈原贾生列传》，《史记》卷84。
    （29）（30）《司马穰苴列传》，《史记》卷64。
    （31）（32）（33）《孙子吴起列传》，《史记》卷65。
    （34）（35）《田单列传》，《史记》卷82。
    （36）（37）《李将军列传》，《史记》卷100。
    （39）苏渊雷：《读史举要》第13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