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史记》的价值取向没有受到任何冲击，那么我们便可以径直认为《史记》的价值取向就是它的整体性质。但《史记》的价值取向却与其作者司马迁的感情波动发生了冲突。下面我们考察一下司马迁的感情变化是否改变了价值取向的方向和性质。使司马迁感情产生波动的关键因素在于李陵之祸。李陵之祸使司马迁遭受了宫刑的耻辱，在狱中他被迫"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棰，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⑨于是他"怨愤而极言武帝之过"⑩。司马迁对汉武帝态度的转变是有其思想原因的，他信奉无为政治，因而与武帝的有为兴功不合拍，一遇李陵之祸，便把潜意识里的不满变为公开的怨愤了。于是"从《史记》之中处处都隐隐约约地投下了李陵之祸的影子。"（11）这主要是指《史记》对汉武帝及其帮凶的讥讽、攻击，对与司马迁有相同遭遇的历史人物深表同情。在《平准书》里，对武帝所做的十一件事除亲临修堤之外全部作了否定；在《封禅书》里对武帝的寻仙求道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嘲笑；在《酷吏列传》中对武帝任用酷吏进行了抨击。对武帝外戚卫青、霍去病的品行《史记》斥为"士大夫勿称焉"，并以"为将若此"的轻蔑口吻讥之。对汉武帝任用的酷吏则指为"所治即上意所欲罪"，所容"即上意所欲释"。与此同时，司马迁又对屈原、伍子胥、韩信、彭越、李广等人的悲惨境遇深表同情，目的也是为了对某些统治者的残酷进行揭露。但是不是说司马迁的感情波动就改变了《史记》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价值取向了呢？不是的。司马迁的这种怨愤对某些统治者确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是却没有改变其为整个统治阶级服务的方向。即便是对某些统治者作了揭露，但同时又对这些统治者进行了赞颂。对汉武帝，《史记》在《太史公自序》里称赞道："汉兴五世，隆在建元，外攘夷狄，内修法度，封禅，改正朔，易服色。"还称武帝为"至明天子"，"主上圣明"。对卫青、霍去病，《自序》则肯定了他们"北讨强胡"的历史功绩。对酷吏，《酷使列传》中又称赞他们"公廉"、"行法不避贵戚"。很显然，《史记》虽然暴露了某些上层人物的罪行和荒淫行径，但并没有否定它为整个统治阶级唱赞歌的主题。《史记》的整体性质是其价值取向与司马迁感情波动之间的对立统一，是歌颂整个统治阶级与揭露某些统治者之间的对立与统一，从总趋势上来讲，歌颂整个统治阶级这一矛盾方面一直居于主导地位。
    总之，无论是《史记》的价值取向还是它的整体性质，都排斥了《史记》具有"人民性"的可能性，即便是司马迁对统治者的揭露，主观上也是为了发泄怨愤，而不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因此《史记》不可能"充满了人民性"（12）。
    二、"人民性"论者的四条论据缺乏说服力
    从微观的即历史的角度逐条地去分析"人民性"的四条论据，可以清清楚楚的揭示出这些论据的缺陷。
    第一，把陈胜列入世家、把项羽列入本纪并不意味着司马迁大胆地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的历史功绩。实际上《史记》是秉承西汉统治阶级的旨意把陈胜和项羽当作反秦首义的英雄来对待的。西汉统治阶级对陈胜和项羽是很推崇的。陈胜首义虽败，但"其所置侯王将相竟亡秦。"（13），受到了反秦统一战线各阶层人物的景仰。秦嘉立景驹为楚王，受到项梁项羽的坚决反对，项梁对军吏动员道："陈王先首事，战不利，未闻所在。今秦嘉倍陈王而立景驹，逆无道。"（14）
    贵族出身的项梁、项羽都奉陈胜为当然领袖，出身低微的刘邦就更是敬重了。陈胜死后被刘邦谥为"隐王"，"高祖时为陈涉置守冢三十家砀，至今血食。"（15）直到司马迁时还"至今血食"，祭祀悼念他，可以想见汉统治者是多么地尊重他了。西汉官僚贾谊、主父偃、严安、徐乐等人都肯定了陈胜首事反秦的功绩。西汉统治者这样做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要肯定大汉政权的合法性，首先就得承认陈涉称王的合法性。"（16）另外，西汉统治阶级对出身雇农的陈胜的看重还在于当时的"布衣将相格局"使然。同时，西汉初道家思想对儒家"君君臣臣"思想独尊地位的排斥，也使陈胜的首义得以不被冠于"判逆"和"寇盗"。在这种背景下，司马迁把陈胜写入世家实际上是秉承汉代帝王的旨意，他借陈胜之口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实际上是在为汉初布衣将相格局寻求合理性。把陈胜列入世家的与其说是司马迁，还不如说是刘邦。刘邦曾经下诏，把陈胜与六国诸侯并论："秦皇帝、楚隐王（陈胜）、魏安釐王、齐泯王、赵悼襄王皆绝无后，其与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无忌各十家。"（17）世家是专记诸侯身世的，既然刘邦把陈胜与诸侯同列，那么司马迁把陈胜列入世家就顺理成章。
    司马迁把刘邦的死对头项羽列入本纪也是顺乎时政的。西汉开国皇帝刘邦性格豁达，"常有大度"（18），他不仅对陈胜推崇，对项羽尊重，就连对秦始皇也能够宽容。他对待项羽的态度是英雄惜英雄。项羽死后，刘邦并未碎尸万段，而是以"鲁公礼葬项王谷城，汉王为发哀，泣之而去。""诸项氏枝属，汉王皆不诛，乃封项伯为射阳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项氏。"（19）这反映了汉朝统治者并不忌讳项羽，为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提供了保证。司马迁写项羽于本纪有两个目的，一是从历史事实出发，秦亡后，项羽主宰过全国，位比皇帝，大封诸王，发号施令。二是司马迁把项羽刘邦两个本纪并列一起，"使两篇文章构成强烈的兴亡对比，说明楚亡汉兴的根本原因是人心的向背"（20），以此歌颂刘汉政权的顺乎民心。《史记》在这里实现了它为统治阶级赞颂和劝谏的二位一体的价值。
    可见，司马迁把陈胜列入世家、把项羽列入本纪是为西汉统治者代言的，是遵循统治者意志，歌颂反秦英雄并以此论证汉朝代秦的合法性的，同时包含有鉴戒汉统治者避秦覆辙之意，它符合了封建史书"政治中心"、"鉴戒主题"的规律。在统治阶级和司马迁的眼里，陈胜、项羽并不是"农民起义领袖"，而是"伐无道，诛暴秦"的英雄，所以连作为土豪的"三老豪杰"都认为陈胜"功宜为王。"（21）另外，既然最高统治者都已点头认可，那么《史记》歌颂陈胜、项羽就谈不上什么"大胆"。由此我们可以断言：《史记》把陈胜写入世家、把项羽列入本纪是从统治阶级立场出发，而不是从人民立场出发，因此不具有"人民性"。有人认为："司马迁身处汉代，敢于把汉的敌手列入本纪，与高祖并列，其卓识大胆和推崇景慕之意不是灼然可见么？对于农民起义领袖的英雄形象和历史功绩，竟能如此热烈地歌颂，这充分说明司马迁对劳动人民反抗统治阶级残酷剥削和压迫的同情。"（22）还有人认为"司马迁看到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认识到农民起义最终导致统治阶级的灭亡"（23）司马迁是"人民历史的开创者"，是"人民的歌手"（24）。以上这些结论没有对历史人物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而是用现成的套语去贴标签，把千差万别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公式化、概念化，是非历史主义倾向。黑格尔说过："人们总是很容易把我们所熟悉的东西加到古人身上去，改变了古人。"（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