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认为《史记》"替下层社会的人物如游侠、刺客、龟策、日者等等人物写列传"（26）是其"人民性"表现的观点，同样难以站住脚。诚然司马迁描写的对象广泛，画面宏阔，但这是为了适应大一统政治局面的需要，当我们细翻了这些"下层人物"的列传之后，我们清楚地发现司马迁的写作意图仍是为封建政治和政治鉴戒的主题服务的。
    《刺客列传》记载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共五个人的事迹。他们的共同特点就是被一些贵族收买利用去杀另外一些贵族。曹沫之为鲁公劫持齐桓公、专诸之为公子光杀吴王僚、豫让之为智伯刺赵襄子，聂政之为严仲子杀韩相侠累、荆轲之为燕太子丹刺秦王，无不成为别人的政治工具，虽然他们大都出身寒微，但司马迁是把他们当作贵族改朝换代、挽求颓运的政治杀手来写的。《滑稽列传》共记载了齐国淳于髡、楚国优孟、秦人优旃三人。淳于雄髡常以滑稽之语谏齐威王，优孟则以委婉之言劝楚庄王，优旃则讽谏秦始皇、秦二世。他们位虽不高，然亦非普通人民，且司马迁写他们是着眼其讽谏功效的。往往在大臣直谏难以秦效时，他们便婉言讽谏。例如楚庄王爱马死后，欲以大夫之礼葬之，群臣皆谏，但楚庄王下令道："有改以马谏者，罪至死。"于是优孟便以滑稽可笑的方式劝止了庄王的意念。司马迁议淳于髡谏齐威王酗洒道："言不可极，极之而衰，以讽谏焉。"说优孟"常以谈笑讽谏。"称优旃"善为笑言，然合于大道。"认为滑稽之功可与六艺并列："六艺治于一也……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在《自序》中指出："人莫之害，以道之用。"君主不伤害他们，因为他们的言行有利于君主。这再清楚不过地反映了司马迁写《滑稽列传》的目的和用心了。他是借《滑稽列传》提出了政治鉴戒的另一种形式--婉言讽谏。《游侠列传》主要歌颂了三个巷闾之人：鲁朱家、剧孟和郭解。司马迁称赞他们"言必信，行必果，赴士之厄困"，"千里诵义，为死不顾"，是因为他们肯为富家贤豪排忧解难。这三个虽非官僚，但从其"好施"可见家中富有。他们虽也救济穷人，但更多的是和富豪来往，窝藏其中犯法者，因而常常成为贵族豪强的政治工具。如鲁朱家"所藏活豪士以百数"，"阴脱季布将军之厄。"剧孟更是为统治阶级所重用。吴楚七国叛乱时，条侯周亚夫"得剧孟，喜曰：'吴楚举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无能为已矣。'"并且剧母死时"自远方送丧盖千乘。"可见其朋友多是冠盖之人。郭解与官府交往也很深，有次曾为一人免役而"阴嘱尉史"，又一次郭解劝和了两个仇家，但他却认为大户人家都劝和无效，自己这样做是"从他县夺人邑中贤大夫权"。武帝强令富家迁关中，卫青替郭解说情，武帝指出："布衣权至使将军为言，此其家不贫。"搬家时"诸公送者出千余万。"郭解既入关中，"关中贤豪知与不知，闻其声，争交欢解。"这些记载充分说明了这些游侠的阶级属性。这些人的活动就是封建政治的一个侧面。司马迁虽同情他们被镇压的结局，却是出于个人感情的波动：同病相怜。《日者列传》只记叙了一个人物司马季主。他是"楚贤大夫"，以隐居占卜的形式来对统治阶级进行鉴戒。从他对宋忠、贾谊发的大通议论可见，他是无时无刻不在替封建统治者操心，想给统治者提供经验教训："贤之行也，直道以正谏，三谏不听则退"，"以便国家利众为务，故官非其任不处也，禄非其功不受也。"说明他要么不当官，要当官就要为封建国家尽心尽力。他对那些贪官污吏和瞒上欺下的官僚进行了抨击，说他们"倍力为巧诈，饰虚功执空文以罔主上"，"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者未伐者也。"其忠君爱国之心灼然可见。他自称卜士的职责是"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败。昔先王之定国家，必先龟策日月而后乃敢代。"这充分说明了卜者的服务目的和阶级属性。司马迁写《日者列传》的目的是因为"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兴何尝不以卜筮决于天命哉！"由此可见日者并非"下层人物"，写《日者列传》也不是反映人民生活。《龟策列传》内容与日者相同，写作的意义目的均相似。司马迁说："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显见司马迁处处在为帝王政治着想。另外此传所记占卜者尽是上层贵族如周公、纣、晋文公、晋献公、楚灵王等，哪有"人民性"的影子？其实《日者列传》和《龟策列传》是司马迁提出的另一种鉴戒形式--以迷信形式鉴戒。至于《货殖列传》所记商人绝非"下层人物"，都是些与"王者埒富"的大富翁。在汉初无为政治的形势下，商人地位并不比儒生低，所记商人如范蠡、子贡等人皆非平民。且司马迁记商人目的在于表彰为封建国家广开财源的人，因此他指出："礼生于有而废于无"，"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匮少"，"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在司马迁眼里商人是封建国家进行思想政治统治的经济力量之一。以上各传所记人物没有一个真正属于"下层人物"，当时的人民，最广大的部分是农民，其次是小手工业者和奴隶，但是《史记》却没有一篇反映他们的传。因此，《史记》没有"人民性"。在给《史记》下人民性结论时，一定要认真阅读原著，而不能只看看书名、传名就匆忙下结论。
    第三，歌颂那些"对国家民族有贡献，对广大人民有过好处的历史人物"并不说明《史记》有"人民性"。颂扬这些人物是出于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就需要抬几个"大公无私"的人、善待小民的"父母官"、舍身忘死的"民族英雄"。《史记》就秉承了这种意图。首先，《史记》所记这些人物的活动就是封建社会史学主题--政治史的一个组成部分。其次，其所记内容又多半是与忠君、"爱国"相表里。"人民性"论者表彰了这么几个历史人物；屈原、廉颇、蔺相如、田单、司马穰苴、李广、吴起等人物（27），说他们不是爱国就是爱士兵。爱士兵大概就是他们所说的对人民有过的"好处"。但以上这些人都是官僚士夫，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为统治阶级效劳的。屈原忧国忧民实际上是忧楚国君王，司马迁也是着眼于这方面来歌颂他的："虽流放，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也。"（28）廉颇与蔺相如之爱国，与维护赵惠文王面子的忠君思想相联系，至于《史记》赞颂司马穰苴、吴起、田单、李广等人爱士兵的行为，实际上是劝戒统治者应该怎样对待这维护自己统治的重要工具。司马穰苴对士卒的驻行衣食疾病亲自过问，并与士卒平分粮食，而且按羸弱士兵的最低标准分粮。他这样做是为了收买军心。他自白道："臣素卑贱，……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言轻。"（29）因此才善待士卒。另一方面他又杀了延误军令的庄贾以振军威。这显然是他采取的恩威并施的手段，目的在于让士卒"病者皆求行，争奋出为之赴战"，是为了解"君寝不安席，食不甘味"（30）的急势。吴起与士卒更是打成一片，"与士卒分劳苦"，"卒有病疽者，起为吮之。"但他是为了"使士卒乐死"（31）。因此当吴起吮疽之后，士卒之母非但不感激，反而大哭道："往年吴公吮其父，其父战不旋踵，遂死于敌。吴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32）老太太一眼就看出吴起在故技重演。其言发人深省。司马迁对吴起并不欣赏，吴在楚国的改革打击了贵族势力，应该说是为人民做了好事，但司马迁却指责他"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而亡其躯"。司马迁到底是为人民的利益还是维护贵族的利益不是昭然若揭了吗？至于田单"身操版插，与士卒分功，妻妾编于行伍之间，尽散饮食飨士，"（34）是为了利用士卒打破重围。司马迁说的明白："田单知士卒之可用"（35）。李广善待士卒是为了让"士以此爱乐为用"（36）。司马迁对李广最终的评价是"彼其忠实心诚信于士大夫"（37），而不提他对士卒如何。"人民性"论者认为司马迁对这些人物的赞扬，"反映了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是以对待下层群众的态度如何作为准绳的。"（38）这种结论失之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