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是古史辨派的中心人物，从讨论禹的传说到经书、诸子的考辨，从"层累造成说"的提出到五德终始理论的剖析，顾多次挑起古史疑辨的导火线。他的学术思想或自己言明加以强调，或暗藏于他的学术活动中，自觉不自觉地指导着古史辨派的同仁，使古史辨派这样一个没有任何组织规章的学派围绕着共同的主题--疑古辨伪而战斗。对顾颉刚疑古辨伪所体现的学格人格的探讨和总结，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勇于怀疑，刻意求真。
    怀疑精神，古已有之，从孟子的"尽信书，不如无书"①到清末今经学家对经古文的攻击，存在着一条激荡在文化领域里从未停息的怀疑考辨的伏流。但顾颉刚的怀疑精神，是"五四"时期的怀疑精神，这种怀疑精神与过去的怀疑精神相比，有本质的不同。（1）怀疑的理论前提不同。顾的怀疑精神以彻底的理性精神为哲学内涵，以西方传入的实证主义和进化学说为理论武器，而过去的怀疑精神多导源于经验直觉，没有系统的理论指导（康有为也运用进化论，但那时进化论的理解还较肤浅）。（2）怀疑的参照标准不一样。顾颉刚说："我们当时为什么会疑，也就是因为得到了一些社会学考古学的智识，知道社会进化有一定的阶段，而战国、秦、汉以来所讲的古史标准与这个标准不合，所以我们敢疑。"②顾的怀疑完全摆脱了过去"考信于六艺"的信条，因为顾所处的时代是彻底否定儒家经典，追求民主科学的时代，是史学走向科学化的时代。过去的怀疑大都以尊经为前提，即便有刘知已的疑古感经，有清代疑古史学对"经"的执疑，但没有一个人能把经典放在理性的审判台上，科学地、自由地研究。有前二者，便有（3）怀疑的层次差别。过往的怀疑，最多能够指出何者为真，何者为伪，论述即便有根有据，仍流于浮浅和感性认识，不能象顾颉刚一样，不仅能揭示真伪及作伪的政治背景、主观动机，解剖幼稚的造伪的理论武器并把其怀疑和考辨的结果及原则作了系统的归纳总结，构筑了现代史学上独有的博大的疑古思想体系。
    顾的怀疑精神渊源于我国文化史上的疑辨传统，又是时代的造就，是时代的象征性人物影响的结果。从其个人来讲，则与其从小就养成的桀骜不驯的个性相联系。顾说："我的生性是非常桀骜不驯的。虽是受了很严厉的家庭教育和私塾教育的压抑，把我的外貌变得十分柔和卑下，但终不能摧折我的内心的分毫。所以我的行事专喜自作主张，不听人家的指挥。"③少小之时，看到一个饭碗，就怀疑文王有一百个儿子的说法，认为这不过是《诗经》中的谀颂之词。幼时读《四书》经文和注文，就加了许多批抹。比如读《离娄下·逢蒙学射》，读到"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顾就疑心"羿"与"宜"因同音而致误，批道："宜，当作羿。"反映出幼年读书就不盲从古人之说。约十一岁时，顾对古书上的势利颇为不满。荆轲和张良同样谋刺秦始皇，但古书写张良为"韩人张良"，写荆轲为"盗"，顾对这种不公平的意见非常痛恨，"想用自己的意见把它们改了"④
    因为求真，才始有怀疑，故而，刻意求真，是顾颉刚学术思想的灵魂，也是其学术成就震荡一时并永葆生命的活力的深刻原因。顾这一学格受启于清代学者（尤其是汉学家），顾整理爬梳清代学术时，深有领会地说："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搜求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⑤顾在《古史辨》第一册的扉页之后，引来了译自罗丹《美术》序文的一段话："更深澈猛烈的真实，你自己想得到的话，永远不要踌躇着不说，即使你觉得违抗了世人公认的思想的时代，起初别人亦许不能理解你，但是你的孤寂决不会长久，你的同志不久就会前来找你，因为一个人的真理，就是大家的真理。"这话虽然出自罗丹之口，但对它的引录，能使我们窥见顾氏刻意求真、甘受孤寂的勇气，也表现出顾氏对"真"学问的信仰和信心。所以顾颉刚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般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他说："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与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的目的。"并进一步强调，"这个觉悟，真是我的生命中最可纪念的；我将来如能在学问上有所建树，这个觉悟决是成功的根源"。⑥
    顾的刻意求真，使他做学问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⑦但是，顾强调求真，主要反对为追求某种功利如为政治上的党见而作虚伪的学问，决不是庸俗意义上的"无用的研究"。顾承认学问是有用的，他也决不一味钻于故纸堆里，对现实、对国家前途无动于衷。他在《古史辨》第四册《顾序》中指出，祖先归于黄帝的一元论，礼制归于五德或三统的一元论，尧舜传心的一元论，孔子编撰典籍的一元论等等，使我们的民族"堕在沉沉的暮气之中，丧失了创造力和自信力不能反应刺激，抵抗强权"。⑧话语虽然颇嫌偏激，其对国家前途、民族命运关注的热情溢于言表。顾还说："要使古人只成为古人而不成为现代的领导者；要使古史只成为古史而不成为现代的教条；要使古书只成为古书而不成为现代的煌煌法典。"⑨可见他做学问是立足于现实，不论从客观效果看还是从主观动机看，顾的疑古都是对传统文化的强有力的冲击，为当时人们的思想解放立了大功。顾还多次谈到，他的求真，是想替辨证唯物主义之运用铺以路石，以期史学的繁荣。此外，顾因爱国的热忱，走出象牙之塔，考察边疆，创办杂志，组织学会，公开演讲，俨然以"书生报国"的姿态出现在学术界里。所以确切地说，顾作学问不是只求真，不求用，而是求真和致用两分并行，这才是对其刻意求真的真正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