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这种刻意求真的学术态度，"追寻最有力的启发就在太炎先生攻击今文家的'通经致用'上"⑩，从其自身个性讲，则源于其自然主义心态。顾热爱自然，容己于自然之中，庭中的绿草，园里的树木，花坛上的花朵，都会成为他有情的伴侣。顾这样回忆他的幼时读《国风》："虽是减少了历史的趣味，但句子的轻妙。态度的温柔，这种美感也深深地打入了心坎。"（11）正是文学作品的自然之美与自然主义心态和谐地相击，才"深深地打入了心坎"。对山水的特别偏爱，是顾自然主义心态的具体体现。游览的嗜好在很幼的时候已经发端，中学时，每星期日，几乎必约了同学到郊外远足，踏遍了苏州城外山径乡野，正见顾爱好自然，为自然美的情趣所吸引。人们对顾往往称以"道学家"相呼，是有一定原因的。顾颉刚说："我对于自然之美和人为之美没有一种不爱好的，我的工作跟着我的兴味走，我的兴味又跟着我所受的美感走"。（12）他说他所以特别爱好学问，只因为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可以生出丰富的兴味之故。他这样生动地描述其自然主义心态与其学问的关系："以前我对于山水、书画、文辞、音乐、戏剧、屋宇的装饰等等的嗜好，就是许多条根荄，滋养着我的学问生活的本干的"，所以我们若要有伟大精美的创造，必须任着作者随了自己的嗜欲和兴会而发展，愈不求实效，愈可得到料想不到的实效。"（13）因此，他认为"文化原是在闲暇中美成的"，要在学林艺海中"啸吟容与，认识宇宙的伟大"，必须永葆自然主义的豪兴（14）由于追求自然，就欲从现象中返求其本，如果这种自然主义深铭于学者的头脑，他必然求真而后快，实证而后信。我国历史上另一位史学大师司马迁的思想根基也是这种自然主义，正是这种自然主义，使他对于历史采取求实的态度，提出考而后信，认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训"，两相对照，真是无独有偶。
    （二）、学无止境，分工合作。
    顾颉刚认为学问没有止境，只能一点一滴地积累，并且必须分工合作，不可能靠一个人包办。这个思想，他自己谈得很多：
    "学问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人生的约束而前进"。（15）
    "学问原不是某一个人的专责，也不是某一时代的特有任务，乃是一种含有永久性的分工合作的共同事业，除了同时代人的同声相应之外，前辈老死，后辈还应该接上，一个人的智力才力固然是有限的，但象接力赛跑一样地前进，则智力、才力便成了无限的"。（16）
    "我在生活上虽然是祈祷着安定，但在学问上则深知道这是没有止境的，如果得到了止境，即是自己的堕落，所以愿意终身在徬徨觅路之中，不希望有一天高兴地呼喊道，'真理已给我找到了，从此没有事了！'"（17）
    顾颉刚不限于一般地谈学问范围之大，常结合古史研究来谈学无止境的思想，把它的疑古辨伪看成学术领域里极小的一份。他说他编辑《古史辨》的动机，并不是想把它当作自己的著作，而是中国学术史上一部分的"史料汇编"。当人们问他讨论古史的结果时，他屡次老实地回答没有结果，古史的"事实在二三千年以前，又经了二三千年来的乱说和伪造，哪里是一次的辨论所能弄清楚的！我们现在的讨论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呢；说不定我们一生的讨论也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咧！"（18）顾在《古史辨》第四册序中说："我编印了三册《古史辨》，每每有人问我：'《古史辨》出齐了吗？'我只能笑应之曰：'这书没有出齐的日子，希望到我死后还有人继续编下去呢。"（19）
    顾从内心深处领略到学术天地的广阔无垠，而个人力量如海中一栗，虽有"长鲸吸百川"的野心，也决没有包办的可能，所以他格外强调学术领域的分工合作。他说他没有参加社会史论战，是因为自己能力不够，也知道研究学问应当分工。"我的性情学力既偏近于审查史料方面，就无心超越了本质来谈各种社会的制度。"但分工又不是绝对的，没有一项工作能独立，分工还须合作。"审查史料时也有该运用社会史的知识的地方，正如研究社会史时必须是有审查史料的眼光一样，所以，这两个方面正当相辅相成，而不当对垒交攻以减少彼此工作的效力。"（20）"总之，处于现在时代，研究学问除了分工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21）在古史的破坏和建设问题上顾具体阐明了其分工合作的思想。他认为破坏和建设是古史研究的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没有根本的分歧，破坏是为了建设。他针对一些人批评他只有破坏没有建设说："我认为学术界中应当分工，……古史的破坏和建设，事情何等多，哪里可由我一手包办。……中国的考古学已经有深长的历史，近年从事此项工作的人着实不少，丰富的出土器物又足以鼓起学者们向建设的路上走的勇气。……至于辨伪方面，……如果我不以此自任，则二千数百年来造作的伪史将永远阻碍建设的成就。"（22）正因为顾以分工合作的态度看待破坏和建设，才使之在疑古辨伪领域里带着强烈的兴味，不断深入，超迈前人。
    （三）、气度宽宏，主张论辩。
    顾颉刚论学之真诚及客人之度量，询一代学人风范。他说："我写出许多古史论文，原为科学工作，并不在求青年的拥护……对于我所说的如有错误，极盼望人们的驳洁。我绝不象廖平、康有为那样，自居于教主而收罗一班信徒，盼望他们作我的应声虫。"（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