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司马光利用史学比附攻击王安石变法就是其中一个例子。当年王安石推行新法，司马光在政治上失势了。为了反对变法，司马光充分利用自己优厚的史学素养，对王安石进行影射攻讦。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十一月，他给宋神宗进讲《通鉴》，当读到萧何、曹参事迹时，他说：“参不可变法，得守成之道。故孝惠高后时，天下宴然，衣食滋殖。”神宗因此而问道：“汉常守萧何之法，可乎？”他乘机发挥说：“何独汉也。使三代之君，常守禹、汤、文武之法，虽至今存可也。汉武帝用张汤言，取高帝法纷更之，盗贼半天下。元帝改宣帝之政，而汉始衰。由此言之，神宗之法不可变也。”此处议论的是汉史，其实是司马光在那里借题发挥，攻击王安石变法。今天我们对王安石变法的是非得失可以讨论，但单就这段话本身来看，司马光的政治立场显然是保守的。他的史学比附服务于其保守主张，不值得欣赏。
    史学比附传统曾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用来抨击封建专制制度，鼓吹君主立宪的进步武器。但是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勃兴，维新派在政治上日趋保守了。这样，在他们手中曾发挥过进步作用的史学比附，这时性质就起了变化。如梁启超，为了立宪运动的需要，在其史著中大搞比附，这在其《中国历史上革命之比较》、《王荆公》、《管子传》等著述中大量的表现。在《比较》文中，他肆意贬低历史上农民革命的意义，以影射比附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王荆公》、《管子传》中，他将王安石、管仲的改革比附为立宪，把两人幻化为立宪派人士。这一类比附，自然不足取。
    三、对史学比附传统的基本估价
    就史学比附传统正反两重作用看，它是一种中性的事物，是历史学参与现实政治生活的一种方式。
    我们认为，对史学比附传统进行价值判断，至少要考虑到以下五个因素：（1 ）联系它的历史周期性；（2）分析其产生的社会背景；（3）了解其在历史上的处境；（4）考察中国史学发展的自身内在规律；（5）认识中国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活紧密结合的特殊性质。
    首先，考察中国历史上史学比附的周期性，可知其主导作用的进步性十分明显。所谓史学比附的周期性，是指它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有着不同程度的表现，有时强烈，有时则相对缓和，一般地说，它发达于民族矛盾或阶级矛盾十分尖锐、社会政治日趋动荡的历史阶段；也蓬勃于社会变革前夕。在古代，曾以魏晋南北朝、宋末、明末清初三个时期为其高潮。它在近代的高潮，则以改良维新运动兴起为背景。抗战时期则是它在现代史上发达的岁月。考察这些高潮时期史学比附的基本内容，应该说，它以激励民族气节，控诉残暴专制，鼓吹改良变革者居多，值得充分肯定。
    第二，从中国社会历史背景观察，史学比附主导作用之进步性也能够成立。封建专制主义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其间只存在着君权、官权，而不复有什么民权。人民在当时没有畅所欲言的民主权利，谁试图对这样的政治格局进行变更，哪怕仅仅是“处士横议”，就势必遭到残酷的镇压。于是，一部分正义之士，为了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政见，就只能寻找比较安全又比较熟悉的方法了。通过写史搞比附，恰好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他们的这一要求。中国历史上的专制主义猖獗，成为史学比附异常活跃的广阔背景。而史学比附的主要锋芒，则是对准着这个孕育它自身的母体的。
    第三，历代统治者经常对史学比附活动加以限制和打击，这一客观事实，恰好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史学比附的进步性。
    在中国历史上，统治者对人民实施独裁专制，对自己却放纵“自由”，骄奢淫逸。对待史学，他们决不能容忍其成为讽刺影射自己的事物。而大多数搞史学比附的人，在权力格局中并不拥有主导地位，于是两者之间难免存在着很深的隔阂，甚至发展为激烈的冲突。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从不吝啬自己手中的权势，对触犯自己统治权益的史学比附给予严厉的打击。自古以来，其例甚多。“顷秦丞相（桧）既主和议，始有私史之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上卷6）。这是宋代的例子。 乾隆在开旧书馆次年八月的一次诏书中宣布：“明季造野史甚多，其间毁誉任意，传闻异词，必有诋触本朝之语。正当及此一番查办，尽行销毁，杜遏邪言，以正人心而厚风俗，断不宜置之不办。”这是清代的例子。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第四，将史学比附放在中国史学发展的长河中考察，了解认识了中国史学自身发展的基本特点后，我们也能够看到它的历史进步性。
    中国史学源远流长，但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前，中国史学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那些汗牛充栋的史籍，不过是一些历史编纂学意义上的著述。历史唯物主义传入后，中国具有真正科学意义的历史学才逐步建设起来。但这种建设是草创性质的，其间还因受“左”右两方面的干扰影响，出现过反复。同时，传统作为巨大的惰性力量也不时给那些新史学建设者施加着因袭的重荷。所以，直到今天，在中国建设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工作还在继续进行。有了这样历史视角，我们就不宜过分地苛责历史上的史学比附传统了。在漫长的历史编纂阶段，与某些脱离现实的所谓“学术”相比，这种以比附为方式，积极干预现实政治生活的史学现象，无疑更具有生命力，更充满着进取精神，更能体现中国历史上的史学发展的有益倾向。
    第五，就中国历史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活的特殊结合方式看，对史学比附的价值也应作出肯定的评判。
    中国学术，就其本质言，是入世的，是积极干预政治和人生问题的。对此，梁启超曾有过清晰的阐述：“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盖无论何时代何宗派之著述，未尝不归结于此点”（《先秦政治思想史》）。史学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这一特点表现得尤为突出，这就是所谓的“史志之书，其所以有裨风教者”（章学诚语）。历史上这么一种意识形态与政治生活特殊结合的形态，乃是滋殖史学比附的温床，也是我们今天肯定它的依据之一。因为，任何学术只要它能够同现实生活相联系并发生影响，而不作无谓的“寻章摘句”，那么它就有其发生和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行文至此，我们已可以对中国史学比附传统实质作出全面的认识了。这个实质扼要概括起来就是：尽管中国史学比附传统是一种中性的事物，本身并无内在善恶、美丑的质的规定性，但是由于它受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受运用这一事物的人们之主观行为的影响，其价值的主导方面只能是积极进步的。其核心内容是有觉悟有理性的知识群体。对不合理的现实生活所表达的曲折抗议和讽刺，是学术积极参与政治生活的特有方式。也是当时史学发挥自身社会功能的一条重要、行之有效的途径。它的产生和存在，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是，史学比附就其本质而言，是缺乏科学性的。在认识特征上，它是主观之于主观，是一种借历史现象以比附现实社会生活为特点的做法，它在联系古今时，常常采取大量比较（类比）的方法。这一方法在研究中虽然有其积极作用，但也有其很大局限性。列宁指出：“比较并不是论证”，而且“任何比较，只是拿所比较的事物或概念的一个方面或几个方面来相比，而暂时地和有条件地撇开其它方面”（《列宁全集》第38卷，168页）。 这段话也深刻揭示了史学比附的非科学性和局限性。仍以抗战时期史学为例，当时进步史学家的史学比附实践，固然曾以其针对性、进步性起过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但是也有因其非科学性而损害历史科学严肃性的弊端。这一点，当事人如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日后也是有清醒的反省的。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编言》中指出自己当年将孙权牵强地当作孙刘联盟中的投降派，以比附影射蒋介石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做法，有碍历史学研究的本旨。
    一方面是无法否定史学比附产生和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另方面又是史学比附非科学性的不容否定。那么这一矛盾能否统一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恩格斯指出：“在经济学的形式上是错误的东西，在世界历史上却是正确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209页）。列宁对此曾有详尽的阐述：“民粹派的民主主义在经济学上的形式是错误的，而在历史上却是正确的。这种民主主义作为社会主义乌托邦是错误的。但是作为农民群众特殊的有历史局限性的民主主义斗争的表现，却是正确的。这种斗争是资产阶级改革的不可缺少的因素，同时是这一改革获得全胜的条件”（《列宁选集》第2卷432页）。对待史学比附传统的历史进步性和非科学性之间的矛盾关系，我们也应该作如是观。在指出史学比附在“经济学形式上的错误”--非科学性的同时，必须大力肯定它在历史上的“正确”意义。这样，既可以使我们在今天避免崇拜甚至仿效史学比附的作法，也能使我们对以往的史学比附传统得出科学的认识，并给予恰当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