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的确立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变革，为人们认识人类社会历史和推动历史发展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也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正确的指导原则。但是，唯物史观决不是教条，也不是套语和标签。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方法”，“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么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这正说明正确掌握唯物史观方法的重要。按照唯物主义历史观，研究历史的方法也是多样的。一、必须从事实出发，充分占有资料，从事实的全部总合去把握事实，通过分析各种现象，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揭示历史发展的规律；二、从人类社会的整体及其诸因素的相互作用中考察历史，进行多方面、多层次的分析和全面、系统的研究，使分析与综合相结合，阐明历史的发展；三、用历史态度考察问题，一切社会制度和现象都是历史的产物，研究任何一个社会问题，都必须从发展中考察，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四、研究阶级社会的历史，还必须采用阶级分析方法，在迷离混沌的阶级社会中，只有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才能发现其规律性。另外，还有历史比较方法、逆向考察历史方法，等等。研究历史也应该从多方面、多角度和多层次考察，而其最基本的要求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切忌主观性、片面性和表面性。
    唯物史观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各个基本观点和方法都是相互联系的。虽然在不同时期，在研究过程中，强调的重点有所不同，但也必须注意其他方面，不能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否则就难于得出全面的认识。如前所述，我们过去在历史研究中只强调阶级观点，而忽视历史主义，还有把古代农民战争现代化，就有偏颇。又如在中国革命将胜利时，我们总结革命经验，强调阶级斗争，认为“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当然是正确的。《共产党宣言》就说过“迄今有文字记载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史”。但是由此又提出用这个观点，也就是是否以阶级观点或拿阶级观点解释历史来区分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就不全面了。马克思就说过，阶级的存在和阶级间的斗争都是资产阶级学者发现的。“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但由于其他种种原因，他们并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可见，单由阶级观点区分唯物、唯心是简单化了，我们过去在研究工作中就曾受到这种认识的影响，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与此也不无关系，这是值得深思的。
    科学研究工作，无论是研究历史或现实问题，都必须坚持唯物史观，对唯物史观必须有全面正确的理解和运用。在这方面，史学理论研究应做出自己的贡献。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我们的研究工作一定会获得更大成就。
    反思过去，向21世纪奋勇前进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祚昌
    建国四十多年以来，我国史学工作者通过辛勤的耕耘，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现在我们已经进入20世纪最后10年，21世纪已经在望。这应该是我们史学界同仁们反思过去，总结已往的经验教训，瞻望未来，为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的时候了。问题千头万绪，在世纪之交，我就中国史学的发展谈两个问题。
    第一，克服文史分家的问题。我国向来有文史不分家的优良传统，史学家即文学家。中国古代一些伟大的史学名家都同时是文学巨匠。如司马迁、班固、范晔和司马光都是文史兼通，他们写出来的史书都是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到近代也是如此，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等史学大师所写的历史著作或文章，都是文史合一的典范，读起来朗朗上口，引人入胜，令人欲罢不能，不忍释卷。文史不分也是历来的中国人特别热爱历史的主要原因之一。为什么中国老百姓对于三国的历史那样熟悉，连乡下老农都会讲三国，在谈到诸葛亮、关羽等人的事迹时都谈得头头是道，如数家珍？那还不是因为“三国演义”的文字生动流畅！当然“三国演义”不是史，书而是有虚构成份的历史小说。但是，难道写历史不应该用三国演义那样的文学形式表达出来吗？可见，文史合一，大大有利于历史知识的普及。21世纪是人类知识飞跃的世纪，也应该是历史知识普及的世纪，它要求中国史学工作者发扬文史合一的优良传统。
    但是，这些年来，我国史学现状是与这个新时代的要求大相径庭的。研究历史的人，往往不肯在文字上下功夫，他们写出的论文，甚至历史著作，不是文理不通，就是枯燥无味。甚至佶屈聱牙，晦涩难懂，好象故意和读者为难似的。尤有甚者，有些史学界朋友或者滥用时髦新名词，或者好写绕弯子的冗长句子，故作高深，藉以文饰内容的浅薄固陋。
    搞世界史的人，还有一个附加的毛病，文字有明显的翻译痕迹，缺乏中国人的文章风格。
    这些都是我国史学界文风不正的表现，无怪乎社会上的人们对学习历史越来越不感兴趣。我认为这是所谓史学危机的表现之一。
    因此，为了符合21世纪的新时代要求，为了把我国史学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就非在这个病根上痛下针砭不可。恢复我国文史不分的优良传统。
    第二，如何提高历史传记的质量问题。历史传记作为历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其地位及教育功能，近年来越来越为人们所认同。有人说，历史传记是对生命的鉴赏。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历史传记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可以名之为“人学”，它是对于人的灵魂的解剖和透视，是历史人物的再现，会使千百年前的古人起死回生，生动活泼地重新出现在读者面前。历史传记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个人在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使读者对历史了解得更为真切，更为深刻，更有实感，从而更能感动人和教育人。在教育功能上，空洞的理论说教，远远不如历史传记那样有效，那样有力。因为前者只能诉诸人的理性认识，而后者能通过具体人物和具体事例，直接诉诸人的感情，因而能够撼动人的灵魂，起到用别的方法代替不了的巨大的教育作用。据说孙中山由于幼年读了洪秀全的传记，才下定了参加革命的决心。历史传记的教育功能之大，有如此者。
    历史传记的重要性既然如此之大，为了迎接21世纪的到来，我们不能忽视史学中的这一重要分支。我们要使这一分支繁荣发展起来，不但多写，而且要提高质量。
    那么如何提高质量呢？就管见所及，谈谈个人的看法如下：
    第一、要写得全面，切忌片面性。写一位政治家，不但要写他的政治活动及政绩，而且也要写他的私人生活，思想倾向，品德表现，性格，爱好，甚至细微的琐事。只有这样，才能把人物写活，才能使一个历史人物栩栩如生地再现出来。甚至写一些细微琐事，也是必要的，因为一个人的真正面目，往往在一些小事中表现得最清楚、最真实。
    第二、要画龙点睛，写出一个人的独特风貌或特点。切忌“千人一面”，必须利用丰富的史料，从大量的史实中，从传主的各种表现中，刻画出他的性格特征，而不能凭空地、主观地把某种性格特征强加于传主。比如写拿破仑，从他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必然认识到他是一个损人利己，为目的不择手段，及抱有无止境的政治野心家。这便是他的性格特点。写拿破仑传而能抓住这个特点，就是一部或功的传记。
    第三、要坚持“直笔”的原则。我国古代历史学家有一个好的传统，那就是“直笔”。所谓“直笔”，就是对于传主的善恶都据实以书，决不加以掩饰或凭空捏造。春秋时代晋国的史官董狐是“直笔”的典型，文天祥在他的“正气歌”中谈到“在晋董狐笔”，这说明文天祥是非常推崇董狐的“直笔”的。能做到“直笔”，是很不容易的。要克服自己的感情偏向，不要因为自己偏爱传主而夸大他的优点，抹煞他的缺点或罪恶。也不要由于自己憎恨传主而把一切坏事都推到他的身上。
    第四、“科学加文学”。苏联史学家齐赫文斯基在最近一次国际史学讨论会上说出了一句名言：“好的历史传记应该是科学加文学”。写历史传记只强调科学性及真实性，而缺乏文采，就会陷于枯燥无味，读来令人意兴索然，味同嚼蜡，从而也就无法发挥历史传记的教育功能。同样，写历史传记只重视文学趣味，努力迎合读者的爱好而忽略科学性，就会使它失去真实性，而变成虚构的历史小说。只有用文学的笔法，通过生动活泼的文字，写出以科学研究为依据的真人真事，才算得上一部好传记。太史公笔下的列传人物，就是“科学加文学”的优美作品，至今令人百读不厌。
    为了做到“科学加文学”，我们历史传记作者必须加强基本功夫。要博览群书，多读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作为中国史学工作者，不管是研究中国史的，还是研究外国史的，都要从古文入手，特别要熟读唐宋古文。因为如果古文底子不好，也写不好白话文，我国30年代的名家作者没有一位不是对古文有很深造诣的。鲁迅是如此，郭沫若，郁达夫等也是如此。总之，多读书，读好书，是写好传记的先决条件。杜甫所谓“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正是这个道理。
    总之，历史传记在中国的史学百花园中只算作是一个正在含苞待放的蓓蕾，我们要经常灌溉它，精心培育它，使它早日怒放为一朵鲜艳多姿的花朵。
    我们殷切期待，21世纪的中华民族，必然以一个有高度历史文化修养的民族出现在东亚大地上。
    加强与早期阶级社会有关的理论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廖学盛
    作为最彻底的辩证论者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深知古与今是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在他们创立和发展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一向十分重视对原始社会瓦解和早期阶级社会产生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由于材料的局限，他们在给我们留下极其宝贵的思想理论遗产的同时，又给我们留下了许多需要继续搜集材料，进一步探索的问题。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初稿中写道：“各种原始公社（把所有的原始公社混为一谈是错误的；正像地质的形成一样，在这些历史的形成中，有一系列原生的、次生的，再次生的等等类型）的解体的历史，还有待于撰述。到现在为止，我们只有一些粗糙的描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页。 ）恩格斯在研究和利用马克思对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所作的详细摘要和批语的基础上，于1884年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并且在以后岁月中不断积累有关这一问题的新材料，对该书加以修改、补充。他在谈到摩尔根关于史前史的分期法时指出，这种分期法只是在“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时为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第32页）才继续有效。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初版问世以来的一百多年中，由于民族学、考古学的蓬勃发展，包括汉谟拉比法典、亚里士多德的《雅典政制》等等重要古代文献的重见天日，研究范围的扩大，比较史学、比较法学等等学科的长足进步，人们对于早期阶级社会在不同地区产生的具体条件和发展规律的认识，日渐深化。同时，又根据新的资料不断提出新的研究课题。
    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极大不平衡的图景越来越显得清晰，世界历史有无统一的发展规律，以及怎样以唯物史观说明统一性和多样性的相互关系问题便更尖锐地摆在各国学者面前。而要在详细占有日益增加的材料的基础上作出正确的理论概括，其任务也就越发艰巨。已经持续多年，并且迄今仍然聚讼纷纭的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的“单线”、“多线”问题的争论，便是这种情况的集中反映。
    所谓“单线”、“多线”，首先涉及的是原始社会如何瓦解，怎样步入早期阶级社会，早期阶级社会又如何进一步发展。因此，要深入阐述唯物史观关于世界历史发展统一规律的论点，就必须重视对早期阶级社会发生、发展规律的研究，深入探讨不同地区、不同历史和地理条件下产生的早期阶级社会经济基础和阶级等级结构的异同，政体的差异，认真考察各别社会意识形态的特点，以及每一社会的发展倾向及其对后来发展的影响。
    拿奴隶占有制社会问题来说，简单地说一下它是不是早期阶级社会的普遍形式，显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而要具体说明，为什么在许多地区，原始社会解体之后出现了奴隶占有制，奴隶占有制度又深刻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那就要搜集大量的可靠资料，细分缕析，反复论证。可是，要做好这样的工作，光有良好的愿望和坚韧不拔的钻研精神还不行，材料的缺乏往往使你不得不暂时满足于提出一定的假设，耐心等待新材料的发现再作进一步的论证。在这种情况下，学者之间友好的切磋能够成为推动科学研究的强大动力。这时，就特别需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学术环境。
    当然，最后解决问题取决于是否有足够的、真能说明问题的过硬材料。但是，怎样才算正确解释已有的材料，其间也确实大有文章。例如，斯巴达的黑劳士算不算奴隶，这就不是缺乏材料而是怎样解释已有材料的问题。与此相联系，也就存在“分居奴隶”算不算奴隶的问题。
    日耳曼人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跨入封建社会，还是在他们的历史发展中有过奴隶占有制社会，这就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的研讨，无疑会加深我们对早期阶级社会的认识。
    早期阶级社会中血缘与地缘两种关系之间的联系和影响，对于奴隶占有制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有何影响，也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在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 毫无疑问，血缘关系对于城邦的发展还有重大影响。其明显例证便是公元前451 年根据伯里克利的提议通过的公民法，规定只有父母均为雅典人的男子才能成为雅典公民，在公元前5和4世纪的雅典，非雅典人的后裔是很难取得雅典公民权的。在存在某人是否有合法公民权的争执时，胞族的意见有重大的作用。在主要实行公民兵制的雅典，公民数目的多少，直接关系到城邦的强弱盛衰。而城邦的兴衰又与奴隶占有制的发展程度有密切的联系。罗马之所以能够从蕞尔小邦发展成地跨欧亚非的大国，显然与它处理血缘和地缘关系的独特方式有关。中国郡县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显然也与如何处理早期阶级社会中的血缘地缘关系有关，只是方式和效果都不同于古代罗马罢了。
    没有城邦内部公民之间一定的平等，就不可能有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而没有冲破血缘关系的万民法的发展，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罗马法也许就不可能形成。在古代西亚各国，古代印度和中国，早期阶级社会中血缘、地缘关系的演化，各各有其特点，都还有待深入研究。怎样区别奴隶占有制社会和封建社会，血缘、地缘关系这一因素，恐怕也是需要认真加以考虑的。奴隶占有制度与民族部落内外这一血缘关系紧密相联。奴隶占有制社会的一些国王的权力，在其原来所属部落的内部和外部有重大差别。古代马其顿的国王便是明显的例子。亚历山大在东侵取得重大胜利之后，便力图摆脱马其顿族人组成的军队对他的束缚。罗马皇帝的权力也是由对于公民集体内外有所区别，逐渐变成凌驾于帝国境内所有地区之上的最高权威。类似的例子不能在此一一列举。
    在早期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也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为罗马帝国境内得到广泛传播的宗教，显然与罗马帝国内部血缘关系的逐步减弱有一定关系。而早期封建社会中一些国王那么热衷于传播基督教，恐怕与他们破除血缘关系这一有碍他们权力扩展的因素有关。
    总之，为了用唯物史观来阐明早期阶级社会的发生、发展规律，又用对早期阶级社会的新的研究成果来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有许许多多的事情要做。
    这是一件有重大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工作。我们只要看一看关于“东方”、“西方”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关于奴隶占有制社会确立的标准，关于奴隶和农奴的区分，关于不同政体的起源及其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诸多争论，就会发现，这一切无一不与对原始社会如何瓦解、早期阶级社会怎样形成、发展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