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文化史上，中国史学和源起于古希腊的西方史学素以渊源流长、各具异彩并闻于世。这两种根植于不同区域文明的史学，曾在相互独立的状态中，历经二千余年演化，形成了各自的深厚传统。通过比较去认识两者的特点，对于今日融会中西之长，建设当代历史科学，应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本文对中西史学源起过程及其早期史学观念的比较探讨，自然只能对此项研究起一个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
    史学的形成，经历过很长一个时期的萌芽状态。一些古文献和近代民族学调查资料表明，在原始社会中，人们就产生了要求了解并向后人传授历史知识的意识。如美洲的一些印第安部落常以掘地穴之法记部落大事，让熟悉部落历史的老人带儿童到掘穴处，指着每个地穴告诉他们有关之事。非洲西部和澳洲土人为青少年举行成丁礼时，其中一项重要内容，便是让他们了解本部落的古老传说和历史。这样做，不只是为了纪念祖先的业绩，显然也含有借此获得先人生产和生活经验的用意。也就是说，是社会生活实践的需要萌发了人类希望了解和传授历史知识的最初意识。传授历史知识的人，除了见多识广的部落长者，后来还渐渐出现了一些专职人员，如行吟诗人、巫师、祭司，甚至部落首领等。
    在文字产生之前，人们传授历史知识只能采取“口耳相传”之法，即完全依赖记忆来保存古老传说和先人事迹。为了提高记忆能力，古人还创造了不少辅助方法，除了上面提到的掘穴法外，还有刻木、刻石、刻骨、磨制贝珠等法。而最为流行的则是结绳法。我国宋以后南方溪洞各族和云南的傈僳族、瑶族，古代埃及、波斯、秘鲁，以及近代印第安人、非洲和澳洲等地土著人，都采用过这类方法。此外，将所述之事编为琅琅上口的韵文史诗，也是上古常用的记诵方法。世界各地以及我国的藏、蒙和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中都流传着内容丰富的创世纪史诗和英雄史诗，许多民族把本族的史诗称为“根谱”，在重大节日和举行庆典时演唱，借以传述祖先业绩。如在贵州黔东南苗族地区，每十二年、九年或七年举行一次祭祖的“吃牯脏”节，届时传唱作为“根谱”、“族谱”的古歌，被认为是进行民族历史教育的大事。在阿拉伯文里，“诗歌”一词，本含有“知道”之义，而“诗人”原为“学者”之意，许多有关宗教谱系和各部落历史知识便是通过这些人保存和流传的。①
    当然，无论是古老的英雄传说还是史诗，都不是真正的历史，其间往往人神混杂、想象虚构的成份很多。但其中已含有某些历史学的原始因素，因而被人称为“准历史学”。②应当指出，文化史上这种史学的萌芽形态，在东西方具有普遍的意义。中国古代所谓“三皇五帝”以及夏、商、周祖先的史迹传说，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便都属这一“传说时代”的产物。
    文字产生之后，随着人类对历史的记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中西方对历史的认识和记载方法开始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差异。其中最突出的，便是中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独特的史官记事制度，并不断严密系统化。它对后来中国史学乃至整个史学传统的形成都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中国的史官制度，起源很早。唐刘知几认为黄帝时已有史官。这当然是一种传说。但有可靠证据表明，至少在商代，我国已出现了史官和官方记事制度。甲骨文中便有“作册”、“史”、“尹”等史官名称。《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此说往往被人引为商代始有文字的证据。其实，确切的含义应理解为商代已有了官方记载并保存文书典册的制度。及至西周，史职日繁，出现了太史、中史、内史等名目。不仅周天子有史官，一些诸侯国也先后设置了史官。《左传·定公四年》记周初分封诸侯的情况说：“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这是说，鲁、晋两国在分封之初周天子便为其配置了史官。③据文献记载，春秋时期，不仅鲁、晋两国，虢、卫、邾、齐、郑、采诸国也都设有太史，秦有内史，楚有左史④，由此形成了整个华夏地区从周天子到诸侯国的史官系统。
    古代史官的职责范围很广，但记载史事无疑是其基本工作之一。《国语·楚语》载：“有事不书，是史央其职守”。《左传·僖公七年》称，“夫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礼记·曲礼》也说，“史载笔，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史记·秦本纪》还把秦文公十三年（前753）“初有史以记事”，作为一桩大事记载下来。
    史官记事制度的发达，使先秦时期出现了一批由史官录编的历史文献、世系谱和官方年代记。中国最早的历史文献集《尚书》收录的大多就是春秋以前历代史官收藏的政府重要文件和政治论文。《史记》中提及的“谍记”、“春秋历谱谍”，以及《世本》中的一些记载也当出自官修。至于《左传》提到的《郑志》、《郑书》、《孟子·离娄》所说的楚《梼杌》、晋《乘》、鲁《春秋》、《墨子、明鬼篇》所说的齐、燕、宋诸国《春秋》、《史记·六国年表》所说的《秦记》，大抵皆为各诸侯国的官方历史记载。这些文献，虽因秦并六国，令“史官非秦记皆烧之”而多亡，⑤但我们仍能从流传至今的少数史籍，如据鲁国史所编定的《春秋》和战国魏时的《竹书纪年》中窥其大略。
    这种官方记事制度在古代东方各国一度较为普遍。如古埃及朝廷便有书吏专记政府或贵族的一举一动，并产生了简单的官修年代记和帝系表。古巴比伦和亚述的泥砖刻文或碑铭中也有出自官方的帝王名氏表、年代表、职官年名表（Eponym Canon）和史表（Synchronistic chronicles）等，有的还能略记各年事迹，并留下了一些颂扬君主功业的记录。《圣经》上有关内容显示出，古犹太国家自所罗门之后，也出现了王家纪年史，如《所罗门记略》、《以色列列王纪略》等。⑥
    但在古希腊，则看不到此种情形，甚至连古代埃及、巴比伦、犹太、罗马普遍存在的寺院僧人记事制度也难以寻觅， 难怪公元一世纪的犹太史家约瑟福斯（Flavius Josephus，约37-100）会说：“希腊人向来就不注意对过去各重要时期发生之事留下公家的记载，这自然等于给谬说开了口子，而使那些述古史者得以有说谎的机会。事实上，轻视历史记录不只是其他希腊人，即使是号为纯正的希腊土著而致力于探求学识的雅典人，也无此种记载典籍留存至今。”以至“无论在寺院神殿或其他公共纪念物中，无人能出示从当时保存下来的任何文字材料。就连那些参加过特洛伊战争的人们生活的时代，在经历如许岁月以后，依然处于极大的疑团之中。”⑦
    中西之间的这种差异为其各自的史学形成提供了不同的基础。
    在中国史学真正形成之前，由于存在着一个相当长的史官记事时代，单纯的历史记载很早就开始淡化或摆脱“神史”的束缚而进入以记载人事为主的阶段，并留下了不少较为可靠的古代帝王世系或年代记。现代学者王国维、郭沫若等依据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已证实了司马迁《史记·殷本纪》所记殷王世系和事迹的可靠性。由此可推知，《史记·夏本纪》所记夏王世系及事迹也决非无稽之谈，很可能有出自古代史官的记载作为依据。顾颉刚等便认为，《尚书》中所收夏后氏与有扈氏作战的誓师词《甘誓》，“大概在夏王朝是作为重要祖训历世口耳相传，终于形成一种史料流传到殷代”，⑧而被保存下来的。商、周以及春秋时代的史官记载和官方年代记，其意义不独在于为后人从事古史研究积累了必要的史料依据，还为史学的产生奠定了较深厚的基础。孔子晚年致力删订“六经”，恰好说明其时社会上已流传着不少亟需进行系统整理的古代史官记载和采集保存的文献资料，而这也是其得以奉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治学信条的客观条件。稍后出现的《左传》、《国语》等史书，也无不大量取材于古代史官记载，由此构成了其成为信史的基本因素。
    但古希腊的史学萌芽期却缺少这样一个从神权史到记人事为主的较充分过渡阶段--史官记事时代，直至公元前六世纪末，一般人犹对荷马史诗所述的半人半神之事深信不疑，其“所表现出来的历史意识中占主导地位的形式还是神话，而神话又是用诗歌而不是用历史著作来表示的……仅仅由于希腊城邦政治的发展，才推动了从神话和口头传说向历史著作的转变”。⑨这种状况，使其史学出现后的早期发展多少显得有些先天不足，特别是在进步的理论方法和单薄的史料基础（尤其是在非当代史领域）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脱节。如人称古希腊第一位历史家的米留都人赫卡泰厄斯（Hecataeus of Miletus，约前550-前478 ）的《谱系志》（Genealogies）虽因首倡“我所记载的只有那些我认为真实的事。有关希腊人的传说故事固然纷繁错综，在我看来却不免荒唐可笑。”⑩从而透露出史学产生的真正曙光。但其中所叙仍不免受到旧日神话传说的很大束缚。同样，希罗多德、修昔底德等古希腊史家，治学方法固日趋严密，但迫于文献不足印证，其著作所记仍多不出个人耳闻目睹的范围。尤其是对古史的记载或央于阙略，或传闻不实，且多无确定的时间，作为历史记载最基本的要素之一的年代学方法显然还处于很不稳定的构建过程中。“在希罗多德那儿，作为编排描写和帮助作出完整的历史陈述的因素，时间和空间并没有起到任何较大的作用。”（11）至修昔底德时，史事的年代记载仍较模糊。这与中国史学形成初期出现的一些编年体史著如《春秋》、《左传》等严格按照年代顺序记事，对诸重大史事的发生已具有准确时间观念的做法，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有的西方学者认为，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在于“希腊人总是极其关心他们的当代史，而对于较久远的历史很快就变得漠不关心了，这一点确实是十分独特的。他们对本民族的起源很不感兴趣，知道自己实际上是个什么情况就很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只追溯到前几个世代为止。”但是，这样的解释显然不能令人满意。事实上，希腊人先前缺乏一种自觉积累和保存史料的制度，致使其古代留存的可靠文献极为贫乏，也不能不是一个主要的因素。据柏拉图《泰米阿斯篇》说，梭伦在面对埃及祭司提问时，竟发现自己以及其他希腊人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古代史，因之受到对方的嘲弄：“你们希腊人仍处在幼年时期，你们没有从你们祖先那里得到任何古老的教诲，也没有得到任何一门古老的学问。”（12）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只对希腊古史作一简单的大势钩稽，甚至认为希罗多德的《历史》应缩小范围，仅原文之最后三卷已足，其用意并非不想了解这些史事，而实在是有感于缺乏可信材料之故。罗马时代的约瑟福斯在批评希腊人撰史“明知无良好根据，却宁肯草草以臆测之辞取代事实”的同时，也指出过这是他们从前不重视日常人事及国事沿革记录，“记载无存，既无以益学者之知识，又不足校正妄言家之”说（13）造成的必然结果。
    二
    中西史学起源的这种不同特点，与两者早期国家统治集团的构成有相当关系。
    中国古代国家形成之初，巫师集团曾在统治阶层中居有十分特殊的地位，巫师是人类早期社会善施巫术、被认为能通神鬼之意、有特殊灵性和才能之人。中国古代，巫风一度很盛，直至春秋时期，许多地方仍是如此。其时主持祭祀、占卜、祈禳、驱邪避鬼、祈福免灾、预测年成、治疗疾病，皆须求助于巫。有的还担负着保存和传播本部族历史传说之责。从民族学资料看，我国云南怒族以前的一些巫师，便具有熟记本族神话传说和族史、族谱的技能。
    有些地方，随着巫术的发达，巫师内部还出现了职能分工的迹象。如春秋时，楚国之巫有大、小之分，大皆男性，小以女性居多。大巫的神通一般认为较小巫要大，地位也较高，故有“小巫见大巫，拔茅而弃，此其所以终身弗如也”之说。（14）我国云南一些少数民族的调查资料表明，在巫术一度比较流行的怒族生活地区，巫师分为“尼玛认”（大巫师）和“尼玛切尼”（巫师）两种，凡涉及氏族与村社的重要活动，皆由“尼玛认”操持。（15）独龙族的巫师中，主持氏族祭祖、打卦的称“纳木萨”，专事驱鬼的叫“夺木萨”。前者地位较高，有的还是族寨的头人，后者则稍次之。佤族的巫师也有大小之分。巫作为原始宗教和神鬼权威的代表，是人类早期社会一股极为重要的势力。虽然我们还无法知道我国境内最初国家政权的详细构成情况，但由原始社会末期逐步形成的军事首领和精神知识领袖巫师两大集团相辅结合而成，无疑是其基本的途径之一。《尚书·君奭》便提到过巫咸、巫贤等巫官在殷前期政治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凉山彝族以前的统治机构也由“兹”（君）、“莫”（臣）和“毕”（巫师）三者组成。“毕”俗称“毕磨”，在彝语中有教师的意思。当然，这些最早成为国家精神显贵的主要应为大巫师一类的人物，他们所掌握的知识技能后来直接演变为早期国家的官方庙堂文化。而一部分专事驱邪避鬼和治病活动的小巫师，则作为巫文化的另一支，长期流行民间（当然统治者也常直接利用），后世的道教或其他民间宗教都从中吸取过不少东西。这可以说是中国本土文化最早的一次朝野分流。
    巫成为“官”后，最初的职能大抵兼掌祭祀、占卜、预测吉凶年成等。以后，随着国家机器和官方礼仪制度的复杂化，内部分工日细，至殷末周初，已派生出祝、宗、卜、史等名目。其职能也有趋繁之势，不仅掌握宗教方面事，还直接赞襄政事，如颁布册命，参与会盟、出使聘问、宣抚，甚至与谋军务。胡厚宣先生新近的考证认为，殷代的“史官是出使或驻外地的一种武官”。（16）据《周礼·春官宗伯》，周代设有大史、小史、内史、外史和御史，分掌国史方志、各种文书，并发布各项政令法律。无论周代是否有如此完密的制度，这至少反映了其时史官的大致职掌范围。清代学者汪中认为，上述五史，与冯相氏、保章氏、眂祲氏、大祝、丧祝、甸祝、司巫、宗人等，本属同一系统，“周之东迁，官失其守，而列国又不备官，则史皆得而治之。其于典籍者，曰瞽史，曰祝史，曰史巫，曰宗祝，曰祝、卜、史，明乎其为联事也。”（17）这种说法，固有一些推测的成分，但东周时“史”几涵盖了巫史官员各方面的职能，也是事实。以至后代往往把史官作为这一系统的总称了。
    由于巫师本来就有注重保存部落传说和历史知识的传统，故早期国家掌管官方文书和记事之责，便自然而然由其承担起来，并由此逐步发展为一种史官记事制度。
    应当指出，在古代，宗教神学集团与世俗权力相结合的国家统治，并非中国独有。然就其结合形式与演变结果而言，中国的情形确是十分特殊。它既不同于古埃及王国那种政教一体的神权统治形式，也不同于古印度宗教祭士集团高于一般世俗部酋首领的社会阶层结构，而是一种教权依附于政权，并日益消融于世俗权力的政治格局。这种结合过程，一方面表现为巫史以宗教官的特殊身份进入政府后，地位虽尊，但随着越来越多地直接参预世俗政事和担任朝廷的各种行政职务，神学性不断减弱，以至始终未能形成足与世俗政权抗衡的独立宗教力量和教阶制度，而渐渐蜕化为一般世俗国家君主附庸幕僚式的官吏。如史官承巫师遗风，专业性极强，本为世袭，然东周以后，渐与一般朝官无异。周平王时，太史辛有之子入晋为史，称董史，百余年后，其后人董因已是晋大夫而非史官。晋之籍谈，九世祖孙伯黡原“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至其本人，身为大夫，竟“数典忘祖，”连祖先曾任史官也不知。（18）
    与此同时，原本具有强烈原始宗教色彩的巫文化，也被锻铸成一种完全适应国家政权统治的世俗庙堂垄断文化，即“史官文化”，从而使中国文化很早就形成了重人事的入世主义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