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防夷·制夷·学夷
    正当林则徐准备要全力以赴地改革国内弊政、身体力行开展“兴利除弊”、纠正社会不良风气之际，英国这个老牌资本帝国主义却把它的侵略触角不加掩饰地伸向了中国，通过大量倾销鸦片这个杀人不见血的卑劣手段，来吸吮中国人民的膏血、掠夺中国大量的财富。林则徐既然立志要改革中国社会弊端，鸦片流毒社会这个最大的祸根，他当然不会掉以轻心，道光十八年（1838）即向皇帝递上一份奏折《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其中既恳切地陈述了鸦片之害已大大败坏了社会风纪，并且又严重地损害了国民生计：“臣历任所经，如苏州之南濠，湖北之汉口，皆闤闠聚集之地，叠向行商铺户暗访密查，佥谓近来各种货物销路皆疲，凡二三十年以前某货约有万金交易者，今只剩得半之数。问其一半售于何货？则一言以敝之，曰鸦片烟而已矣。”（19）清楚地表明了由于鸦片的泛滥，已经把原来富庶繁华的贸易热闹之区搞得萧条不堪，影响了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所以他力主严禁吸食鸦片，以便纠正这个最大的社会弊端：“鸦片烟流毒之深，几于口有同嗜。地方官以为滔滔皆是，不免畏难苟安，幸蒙谕旨特颁，敕议重罪，奸徒闻有论死之法，莫不魄悸魂惊，不特开馆兴贩之徒闻风远窜，并吸食者亦恐性命莫保，相率改图。臣等查看舆情，并非不可挽救，是以乘机谕戒，宽猛兼施，呈缴者姑许自新，隐匿者力加搜捕，不追既往，严儆将来，无非仰藉圣主德威，务令力回汗俗。”（20）这里应该注意的是，他对禁烟用的办法是“乘机谕戒，宽猛兼施”，也就是教育与惩罚并重，所谓“谕戒”，说的就是应该先用“开导”、“启发”吸食鸦片的人自己戒烟，如其不然，再行依法从重严惩。事实上林则徐的教育自觉戒烟的办法确实也是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以目下楚北情形而论，除官制断瘾药丸外，凡省城汉镇药店所配戒烟之药，无家不有，无日不售，高丽参、洋参等药皆已长价数倍。并有耆民妇女在路旁叩头称谢，据云其夫男久患烟瘾，今幸服药断绝，身体渐强等语。……可见民情非不畏法，习俗大可转移，全赖功令之森严。始免众心之涣弛。”（21）由此，林则徐便觉察到在鸦片泛滥这样严重的社会不良风气中，启发人民的自觉性，提高他们的认识，已经初步收到了“纠风俗、正人心”的社会效果，从而更加坚定了他改正社会风气的信心。
    应该说，林则徐把眼光投向世界，主观意识到必须开拓自己新的知识领域，也是从禁烟运动开始的，他的注意西方，其原始动机是出于断绝鸦片来源的实际需要：“自鸦片盛行之后，外洋并不必以洋钱易纹银，而直以此物为奇货，其为厉于国计民生，尤堪发指。臣等随时认真访查，力拿严惩。诚恐流毒既深，此拿彼窜，或于大海外洋即已勾串各处奸商，分路潜销，以致未能净尽，又密饬沿海关津营县，于洋船未经进口之前，严加巡逻，务绝其源。”（22）看来，为了严格访查鸦片的走私，迫使他必须查清外洋进口鸦片的来龙去脉，故而进一步要了解外国人走私鸦片的真实情况，所以在道光十九年（1839）二月初九的《日记》中已可看到这样的记载：“乙亥。晴。早晨两院、两司俱来议事，即在寓中早饭。午后出城答拜碣石黄镇军（贵）及蔡春帆（锦泉）、张南山（维屏）。遂往制军处，与抚军、司、道会议洋务，留晚饭，二鼓回。”（23）这则日记之所以值得引起重视，是因为它鲜明地提出了“会议洋务”这件事。看起来，“洋务”虽只有简单的二个字，然而它却包涵着深远的意义。首先，在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出现了“洋务”这个特定意义上的专门名词，说明了在中国已经有人注意到了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外国事务”了。再是，这个时候，在中国有志社会改革的先驱中，已经有人脚踏实地地在进行研究，并付诸行动地经管“外国事务”了，无疑这是为近代中国人了解外国，进而学习外国跨出了第一步，开了风气之先，为后来西方物质文明和思想文化的流入中国，起了开辟草莱的作用。这样看来，从纠鸦片流毒之弊为开端，到“会议洋务”，便是林则徐从改革中国弊端到放眼世界、学习西方一个不可缺少的过渡。
    林则徐的倡导了解西方，也是从严禁鸦片进口的实际需要为发端的，道光十九年（1839）他受命钦差大臣到广东查办禁烟事宜，抵达广东后，在严密部署武力备战的同时，又密切关注着“夷情”，第一件办的事就是筹组合适的人员编辑《澳门月报》。他先把搜集到的外国情况组织人员翻译成中文《澳门新闻纸》，然后根据这些材料再整理加工编辑成较为完整的《澳门月报》，计有论中国、论茶叶、论禁烟、论用兵、论各国夷情等五辑。在他的翻译班子中，有姓名可考的，即有亚孟、袁德辉、亚林（又译林阿适）、梁进德等人，此外又吸收了一些外国商人、传教士、教师、医生等临时审定译稿、翻译和介绍资料。所有应翻译的这些资料中，某些“西书”甚至是直接向外国人购买的。还陆续主持编译了《四洲志》、《华事夷言》等书刊，它们“大抵摘西洋杂志、日报中有关中国之议论而成。以觇其对事情之看法。”（24）林则徐这些介绍外国情况的举措，很受到当时某些中外人士的注重，如魏源就说：“林则徐自去岁至向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蜑户。”（25）他就是根据林则徐的嘱托，才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辑成著名的《海国图志》的。当时澳门的一些外国报刊上也报导：“当他（林则徐）在穿鼻港时，他指挥他的幕僚、随员和许多聪明的人，搜集英国的情报，将英方商业政策、各部门的详情，特别是他所执行的政策可能后果，如何赔偿鸦片所有者的损失，都一一记录。”（26）林则徐的这些做法，其针对性也是很强的，那便是：“中国官府全不知道外国之政事，又少有人告知外国事务，故中国官府之才智诚为可疑。中国至今仍旧不知西边，……在广东省城，有许多大人握大权，不知英吉利人并米利坚人之事情。”（27）虽然，林则徐主观上并没有有意识地要开展“开民智”教育，但对启发“官智”却是目的鲜明的，这在他的奏折和对友人的谈话及通信中曾数次提到过中国上层社会中对“夷情”漆黑一团。因此他所做的一系列了解“夷情”的工作，其目的之一，也就是企盼能够在中国上层社会的达官贵人中首先扫除“洋盲”，如果这些人中的“洋盲”问题解决了，那么，对推动整个中国社会的了解西方无疑会产生重大作用的。
    即使在禁烟运动的初期，林则徐也是主张在严禁鸦片的同时，准许西方各国进行正当的通商贸易，这在道光十九年二月初四日他发布的《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中说得很清楚：“谕到，该夷等速即遵照将夷船鸦片尽数缴官。……本大臣即当会同督部堂、抚部院禀恳大皇帝格外施恩，不特宽免前愆，并请酌予赏犒，以奖其悔惧之心。此后照常贸易，既不失为良夷，且正经买卖尽可获利致富，岂不体面。”（28）他不仅理直气壮地这样说了，而且实际上也这样做了，在严厉禁止鸦片走私的同时，又积极鼓励“夷商”进行正当贸易。可见由官方正式提出把中国与西方世界的经商贸易直接联系起来，是由林则徐开其端的。清初西方使者曾要求与中国进行正当贸易，而乾隆帝的答复却是“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籍外夷货物以通有无”，两相比照，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对待与西方接触的问题上，林则徐比他的前人已经跨出了决定性的一步，对沟通中西两方的交流林则徐起到了披荆辟路的作用。
    鸦片战争虽然以清廷失败而告终，可是对林则徐来说，却因此而取得了一个极为有益的经验教训，那便是下决心向敌人学习，在鸦片战争中他发现了西方国家“船坚炮利”的重要，清醒地意识到它们对振兴国家具有不可忽视的功效。这与他朝思暮想改革社会弊端的目的也是完全一致的，因此他大胆的摒弃了传统的对西方发达的科技视为“奇技淫巧”、不屑一顾的落后陈旧思想，下决心改变观念，“师夷长技”，以挽救国家危亡。道光二十二年（1842）当他行将步入晚年之际，在遣戍新疆伊犁途中，写了一封信给其友人姚春木和王冬寿，这封信可以说是他总结领导鸦片战争的肺腑之言，信中提到：“窃谓剿夷而不谋船炮水军，是自取败也。……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展转移时，再如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编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徐尝谓剿夷有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可奈何！”（29）既形象又生动地论述了“船坚炮利”对国家富强的重要性，指出如果不再加以重视，那么智勇如岳飞、韩世忠也会束手无策的。所以他亲自动手寻觅与“外洋相同”的制炮书刊图式，以便增强武器装备，还数次上书道光皇帝，直截了当地呼吁：“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极坚，似经费可以酌筹，即裨益实非浅鲜矣。”（30）应该说，即以科学技术而言，中国在明代已有不少杰出的成就，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全国各地农工生产技术的详细实录；徐光启的《崇祯历书》、《农政全书》在天文、农业生产上有独到的见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徐霞客的《徐霞客游记》在医药、地理方面的成就更是众所周知。然而到了清初由于政治原因，加固了“闭关自守”的束缚，从而使这些科技成果没有能够和外界的先进科技接轨，发挥取长补短、不断更新的社会效应。林则徐由于主客观的历史条件限制，他没有、也不可能直接提出“开民智”这样的口号，然而他积极提倡“开眼看世界”，把注意力投向了西方的“船坚炮利”，目的虽是为了“以夷制夷”，抗击外国侵略者，但是客观上却让中国人在密封的暗室里打开了一个观看世界的窗口，提供了近代中国人接触西方的先进知识、扩大了了解西方世界的有效机会，这便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导致观念的转变，也就是把中国人原来以儒家经典为基轴的知识架构延伸了出去，去触摸并接受另外一个世界的新知识系统，这一点在其后发动戊戍变法的领袖人物康有为便已经承认：“道光二十年，林文忠始译洋报，为讲求外国情形之始。”（31）可见林则徐从主张改革国内弊政，进而力主严禁鸦片，再进而提倡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知识，这就以实际行动为中国近代的“开民智”起到了筚路蓝缕的先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