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英两国政府对命案的处理手法与态度
    当我们论述义律如何运用其“公正”的原则来处理林维喜的命案时， 首先不妨阅读一则来自《中国丛报》的最早的报导， 它这样说：“1839年7月7日，星期日，在香港船舶下锚地邻近一个称为尖沙嘴的村落，发生了一场十分严重的骚乱，当时有一大群外国水手集结岸上，一名叫林维喜的中国人在第二天，亦即是星期一，气绝身亡；一份关于这件事件的报告在当天黄昏送达澳门，义律上校在星期二的早上前往香港……虽然在香港正当这场骚乱发生时，以及在第二天这名男子死亡时，我们都只能确定以下一些事实：当时有一大群水手在岸上喝醉和制造乱事；他们与村民发生激烈的打斗；数名中国人被打，当中一人受伤严重，在次日，亦即是7月8日死去……只有极小部分事件的详情获得公开。在法庭上目击者所提供的证据，以至那些被控告有罪的被告姓名，都没有在报纸上刊登。”（注：ART.Ⅱ。"Affray at HongKong; deathofaChinese, LinWeihe; courtofjusticewith criminal andadmiraltyjurisdictioninstituted; itsproceedings; CaptainElliot'saddresstothegrandjury; hisaddresstotheprisoners,with sentence of the court passed onthesame", inThe Chinese Repository,Vol.V Ⅲ，August,1839,No.4,pp.180- 181.）
    从上述报导，可以得知英国政府最初希望低调处理这宗命案，基于保密的原则，民间对于这一事件的真相所知不多。这种做法当然最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逃避交凶的责任。义律是一个行事细密和擅于辞令的人，所以在命案发生后的第三天已在香港展开调查（注：《义律海军上校致钦差大臣所派官员函》，1839年7月13日， 《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36页。此处所记义律前赴香港的日期是7月10日，与前注The Chinese Repository所述晚了一天，此处以义律的记录为准。），当他知道这次冲突是与英船“卡纳蒂克”（Carnatic）号和“曼格洛尔”（Mangalore）号的水手有关时， 只好在案发当地利用金钱收买人心，布下利诱死者亲属之局。他曾多次强调自己的处事原则是公正的，因此他为死者家属提供了1500元的抚恤金；另以400 元作为应付一些低级地方官吏的敲诈；对那些蒙受损害的村民给予100元的赔偿。 他还宣布了两项悬赏，包括如能提供证据指证凶手者，赏200元； 如能提供证据指证骚乱的罪魁祸首者，赏100 元（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28页。）。 最重要的是他用钱换取了死者之子林伏超所立的字据，证明其父是死于意外，与洋人无关（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28页， 义律在信中谓：“死者的亲属给我送来了一封信，声称，他们认为他的死亡是一个意外事故，而不是人们故意造成的。”另参看《道光十九年第85号--林维喜之子林伏超所立的字据》（标题为笔者所加），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九日，《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218页。 该字据对林维喜的死因有这样的描述：“父亲维禧（喜--笔者按），在于九龙贸易生意，于五月二十八日出外讨账而回，由官涌经过，被夷人身挨失足跌地，撞石毙命。此安于天命，不关夷人之事。”）。义律以为这样做就可以平息事件，他还为收买死者家属之事托辞掩饰谓：“无论是意外事故或故意杀害，他（指林维喜--笔者按）不再在这里照料他们（指林维喜的家属--笔者按）；因此，义律认为应当对他们提供援助。这是公正的。”（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28页。）既然林维喜之死， 与英国水手无关，义律何须收买林氏家人。林氏家人既然认为其父死于意外，又何须立据以证明“不关夷人之事”。这不是欲盖弥彰，此地无银三百两么？义律所谓“公正”，其实是做贼心虚的一种表现。
    义律首次向巴麦尊报告这宗命案时，他还承认：“那两艘英国商船的水手被很不适当地允许在香港登岸，从而被卷入一场骚乱，不幸带来人命的伤亡”（注：《义律海军上校致巴麦尊子爵函》，1839年7 月18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26页。）。 但不久之后，义律却改变了口风，他还向林则徐所委派负责调查这宗命案的中方官员指出，当时获准上岸的水手，除了英国人外，还包括美国人，他们上岸的目的是为了洗澡和在海滩上进行锻炼（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28页。）。 这种做法无疑是想扰乱中方官员的调查视线，亦希望减轻英国政府在这宗命案所负的责任。义律其后向外交大臣巴麦尊报告时，也是坚持这个说法（注：《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432页。）。
    在命案发生后数天，林则徐的《日记》有这样的记述：“六月初二日（1839年7月12日）……闻尖沙嘴夷船水手有殴伤华民身死之事， 拟委员往办。”次日又载：“早晨赴抚署会商委员验讯命案、缉拏凶夷事。”（注：《林则徐集·日记》，道光十九年六月初二日及六月初三日，346页。）林则徐很快就委派了地方官员前往案发地点， 搜集证据，追查事件真相，并希望缉拿凶徒，按照中国的律法进行审判治罪。
    经过新安县知县梁星源和署理澳门同知蒋立昂等官员的调查后，林则徐将案件的侦查结果以告示的形式在澳门的大码头（Praya Grande, Macao）张贴，告示中表明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众多夷人上岸酗酒， 强进尖沙嘴村，并将适逢路过之林维喜殴打重伤致死。 ”（注： ART. V."Proclamation from the high imperial commissioner, concerningthe murder of Lin Weihe",Taoukwang,19[th]year,6[th]month,23[rd]day （2 August,1839），in TheChinese Repository,Vol.VIII,August,1839,No.4,p.213.原文抄录自Canton Press，并没有注明期号或出版日期。）而对验尸及盘查证人的结果则有这样的记述：“新安知县对林维喜之尸首经切实验明，是多处受棍殴伤，在其禀报中已详述，同时会同当地武官，拿获从事收买尸亲以图掩饰真相之刘亚三。滋事当日，若干水手上岸？彼等属何船只？彼等用以打伤林维喜至其倒下之棍棒从何而来？何时，某船长带一夷医去看望救治伤者？何时彼等将林维喜移至海滩？何时断气？何人嘱咐用钱收买尸亲以掩饰真相？当场付钱若干？何人诱骗死者亲属出具字据，证明林维喜乃死于意外？何人签写未付余款支付约据？其中全部应付尾数多少？凡此每一详情细节，刘亚三一一供认，历历如绘。再则，死者亲属业已交出约定付款字据，该字据已译成中文，其中记下船长姓名、船名、金额、应付款日期、何人担保，均与刘亚三之供词完全符合。”（注：lbid.pp.213-241.）
    林则徐和邓廷桢在给道光皇帝的奏折内，更进一步确认上述的调查结果，并谓：“经新安县梁星源验明（指林维喜的尸体--笔者按），顶心及左乳下各受木棍重伤。讯据见证乡邻，佥称系英咭唎国船上夷人所殴，众供甚为确凿。”（注：《义律既阻英船进口贸易又抗不交凶已严断接济折》，道光十九年七月二十四日，《林则徐集·奏稿》中册，674页。）对于义律声称命案同时涉及美国水手一事， 中国政府官员的处理态度亦绝非草率。为找出事实真相，林则徐和邓廷桢曾向美国领事吐哪（Warren Delano Jr. ）札谕求证：“义律至今尚称米国人一同在场，本大臣、部堂均未接据吐哪查禀，此一节关系紧要，亦应令其确切禀复，以凭立案。”（注：《咪夷吐哪禀复遵札由》，道光十九年八月十八日，《鸦片战争》2册，319页。）而美国领事其后的回复已直接否认其事，谓：“七月十一日（1839年8月19日）， 领事在澳门得接余、李二委员札一道，办理此事，领事即付信下尖沙嘴，查问米国船主等殴毙人之事，十五日即已回复委员毙人命之事，是时本国人并无登岸，亦与本国人无涉，彼时委员察看，亦已知之。本国人并无滋事，闻之心亦甚安。”（注：《鸦片战争》2册，319页。）由此可知义律所谓凶案涉及美国水手的狡辩，明显已站不住脚。中国政府全面掌握了凶案的实情，要求义律交出凶犯，是完全合理和正确的。
    而事实上，当林则徐接手推行禁烟行动之际，他对国际法已有初步的了解，在1839年4月8日一封回复义律的公函中，林则徐就谈到：“你所代表的国家自有其法律，这只是在你的国家才会生效。但是自你前来广东进行贸易以后，甚至你的国主也会命你遵守天朝的律例和法令。你怎可能将自己国家的律例行使于天朝呢？”（注：ADigestoftheDespatches on China with A Connecting Narrative and Comments,8 April,1839（London:James Ridgway,1840），p.125. 未见中文原件。）林则徐抵达广州后不久，即从任职翻译的幕客袁德辉处得知瑞士法学家滑达尔（Emerich de Vattel）的《国际法》（Le Droitdes Gens ）是一部论述国际交往准则的权威著作，林氏对此书十分重视，还请袁氏译述其中的资料以备每日阅览（注：张劲草、邱在珏和张敏合著《林则徐与国际法》，福建教育出版社，1990年，85页。），他深知要成功地与洋人交涉，不能不了解洋人的法律观点。林维喜事件发生后，他马上经由中国行商伍敦元（原名伍秉鉴，外人称伍浩官），转请美国传教士伯驾医生（Rev.Peter Parker）译出有关战争及随之而来诸如封锁和禁运等敌对措施的条文（注：吴德铎：《林则徐与伯驾--鸦片战争的回响》，《历史月刊》31期（1990年8月），63页； 另参看王维俭《林则徐翻译西方国际法著作考略》，《中山大学学报》1985年1期，60页。 ），以便更有效地与义律展开交凶的交涉（注：杨国桢：《林则徐对西方知识的探求》，宁靖编《鸦片战争史论文专集续编》，人民出版社，1984年，327页。）。这些译出的文献， 现在有部分还收录在魏源的《海国图志》中。可以说，林则徐处理林维喜案已做到遵从国际法标准行事。义律拒绝交出凶手更显出其理屈词穷的一面。
    义律本以为用钱就可以收买人心，而且将美国人也牵涉在内，可以收分散视线之效，这样做对英国水手来说，绝对是有利的。然而，事实证明他的卑鄙伪善行径还是掩饰不了的。此外，他亦早已为挑战中国的法律和司法自主权埋下了伏线。约在林维喜命案发生前的半年，义律曾经为如何管制其本国的侨民行为而感到困扰，因此，他写信向英国政府寻求指示，在致巴麦尊的公函内，义律声称：“无论如何，由于我深信急迫需要通过英国法律或中国法律加以控制，所以我最恭敬地把这些意见提交女皇陛下政府仔细考虑。当我通知阁下，在我接奉不同指示之前，我认为我有责任对于按中国法律逮捕和惩罚一名英国臣民（不论他犯有什么罪）一事抵制到底时，我本人对这个问题的焦急情绪将是更加可以解释的，最近具有最严重性质的犯罪行为每天都很可能发生。”（注：《义律海军上校致巴麦尊子爵函》，1839年1月2日，《英国档案有关鸦片战争资料选译》上册，35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