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金石学包涵广泛的内容以及多方面的价值。清代的金石学在这方面显得特别突出，并形成了多种流派。一是作为文献资料，一些金石著述只是登录其目录或碑刻文字内容，以备研究者采纳，并未做任何研究；二是进行书法美术之研究。清代书家临碑风气甚浓，尤其道咸以降，如包世臣、赵之谦、康有为等人，专从书势的视角研究金石碑版文字；三是作为一种文史义例加以研究。如黄宗羲撰有《金石要例》、梁玉绳撰《志铭广例》、吴镐撰《汉魏六朝唐代志墓金石例》、李富孙撰《汉魏六朝墓铭纂例》以及刘宝楠撰《汉石例》等；四是作为考古对象，如对造像、铜镜、瓦当、玺印、画像以及像砖等进行研究；五是对金石碑勒进行鉴别，如翁方纲、黄小松、钱泳等人。但这些流派均非清代金石学之主流。清代金石学乃受考据学推动而勃然兴起，所以金石学对学术的贡献，首先是资经史考据之学，从而形成了清代金石学的明显特色。清代不仅搜罗金石碑碣蔚然成风，以金石文字考证经史也远过前人。卢文弨说：“国朝以来，为金石之学者，多于前代”，“考证史传，辨析点画，以视洪、赵诸人，殆又过之”（26）。顾炎武是清代考据学的开山之祖，故以金石文字考证经史也由其发端。“自顾炎武著《金石文字记》，实为斯学滥觞”。梁启超说：“金石学之在清代又彪然成一科学也。”其所以堪称“科学”，乃以此考据经史之故，又说：“顾、钱一派专务以金石为考证经史之资料。”（27）此派至乾嘉时期达到鼎盛阶段，“乾嘉诸儒，崇尚考据，旁逮金石之学，莫不搜求形义，举证经史”（28）。金石学的价值，在清代汉学家的眼中，正可资考据之用，所以考据学家一直视金石学为小学，“金石之学本于考据小学也”，遑问乎考据，更遑问乎金石，然而金石虽小学，可以补史传之阙，可以证志乘之误，有裨于文献者亦非浅鲜”（29）。因此，清代学者著录金石碑刻文字首先看其是否具有考证价值，而不问碑文字迹之优劣。翁方纲曾说：“尝见陕西有修某城一碑，字极丑拙，而其事足以证史，如此之类不以书法言可也。”（30）王季烈批评明代赵崡《石墨镌华》说：“跋语详于笔法，略于考证，是近于论述法帖，非金石之学也。”（31）同时也反对将金石作为一种玩物而收藏，陆增祥致缪荃孙说：“世之言金石者，喜求宋拓，宋拓诚足宝贵，何可多得？得之而藏之秘之，其玩物者几希，次者讲求文法笔意，皆未可与言金石之学焉。”（32）这些充分表明了清代学者看待金石文字的价值观。
    作为小学即考据学领域的金石学，在清代又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文字学的考据，二是史学的考据。由于清初至乾嘉时期汉学家们收集碑版文字上自秦汉下至金元及明代，其碑刻文字皆可辨识，所以很难看出文字的重大演变，只是一些学者以碑文的个别字体与典籍中的文字相比较来研究字义的通假。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书后附有《诸碑别体字》一卷。其他如钱大昕、卢文弨、武億等人对此均有所发微。但此时金石学对文字学的价值并不显著，迨嘉道间，阮元、吴荣光等人以封疆大吏收藏商周青铜器，亦著书考证金文。阮元撰有《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吴荣光著有《筠清馆金石文字》，“研究金文之端开矣”，“道咸以后日益盛”。吴式芬著《攟古录金文》，潘祖阴著《攀古楼彝器款识》，吴大澂著《愙斋集古录》，庄述祖著《说文籀疏证》，孙诒让著《古籀拾遗》、《古籀余论》等等。尤其是光绪年间甲骨文问世后，孙诒让等人开始研究甲骨文字，孙氏撰《契文举例》一书，对甲骨文字研究颇有开创之功，另著《名原》一书，对甲骨、金文进行综合研究，探索文字的起源与演变。清代嘉道以前，学者治文字学率尊《说文》，像钱大昕这样主张治学以“实事求是”为宗旨的学者也不例外，他认为“求古文者，求诸《说文》足矣，后人求胜于许氏，拾钟鼎之坠文，既真赝参半，逞乡壁之小慧，又诞妄难凭。”（33）甚至金石碑刻文字与《说文》相异者，也要依《说文》改正。对于此风，连卢文弨都认为有些过甚，他在《魏鲁郡太守张猛龙碑跋》中说：“尔来士君子多知崇尚《说文》，凡古书相传之旧，非许慎氏所有者，一切改令复古，此又似乎未免矫枉过直也。”（34）嘉道以降，这种现象得到了改变，汉学家们对金文、甲骨文字的研究使文字学开始从《说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推动了文字学的发展。梁启超说：“自金文学兴，而小学起一革命。”（35）盖本指此。但金文研究至道咸以后日盛，甲骨文字研究至清末渐兴，远不如以碑刻文字考证经史文献源远流长，即以从事人数之众多，著述之丰厚论，也以金石考史派为甚。
    清代朴学家收集金石碑版文字主要是以资经史考据之用，认为“金石之学，与经史相表里”，“金石之寿，实大有助于经史焉”。清代金石学的史学价值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研究金石文字所记史实以资借鉴，从而起着经世致用的作用。如孙星衍所说：“夫金石一方文献，可以考证都邑陵墓，河渠关隘，古今兴废之迹，大有裨于政事，不独奇文妙墨，足垂永久。”（36）洪亮吉在跋毕沅《关中金石记》时说：“夫欧、赵、洪、薛之撰金石，仅藉以考古，而公则因以兴废灌溉之利，通山谷之邃，修明疆界，釐正祀典，既非若道元之注，托之空言，又非若欧阳诸书，仅资博识，则所得实多焉。……公经世之务获于稽古者也，读是记，可以观其概焉。”（37）汉学家武億认为金石之学“上与史传相纠正，次与此方利病相考见”（38）。由此可见，考据学家也并非不主张经世致用的治学宗旨，在金石学领域便显示了这一点。晚清时期，由于外国殖民主义者对我国边疆地区的觊觎，一些爱国学者开始利用金石碑刻文字研究边疆史地学，起了极大的经世作用。如光绪年间曹廷杰对《永宁寺碑》的研究就是突出的一例。曹廷杰不仅利用赴俄的机会亲自拓得原碑文字，而且对其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得出了异常重要的结论。他在《特林碑说》中认为《重建永宁寺记碑》“皆述明太监亦失哈征服奴儿干海及东海苦夷事。论者谓之东北边塞尽于铁岭、开原，并谓《明实录》、《明会典》诸书所载四百五十八卫皆属空名。今以此碑证之，其说殊不足据”。在《呈永宁寺碑拓本禀》中说：“史论家动谓明之东北边塞尽于铁岭、开原，是未睹二碑之原文也。……请旨宣付史馆，一以补《明史》之缺，一以备国朝掌故之选，庶几边地沿革足以传信后。”（39）可见，金石学在史学范畴的经世价值实不可低估，但在清代，以金石文献为历史借鉴，起到经世作用之实例并不多见。像曹廷杰研究碑刻文字得出如此重要结论和显示如此重大意义者，更属凤毛麟角。因此，清代金石学在这方面的史学价值的体现并不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