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哥老会起源于川江中的啯噜 以往,学者们在探讨天地会起源时,一些学者强调洪门秘笈的史料价值,认为秘笈中的西鲁传说,影射了天地会的起源。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史书与档案的史料价值,认为洪门秘笈中的西鲁传说,仅仅是神话故事,不足征信。后来,有学者把洪门秘笈与史书、档案中的史料结合起来,从而在天地会起源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我们认为,这个方法同样适用于探讨哥老会的起源问题。如果我们把清吏奏折同哥老会有关《金台山实录》的传说结合起来,也不难找到哥老会起源的真相。那就是,哥老会确系由四川的啯噜子演变而来,但并非所有的啯噜子都演变成了哥老会,仅仅是其中活跃在川江(从重庆到夔州一段长江)上充当木帆船水手、纤夫中的啯噜子,模仿天地会而结成的。 以往有关研究啯噜的文章,只注意到陆地上,特别是川楚陕老林地区活动的啯噜,实际上啯噜并非仅仅活跃于老林或陆地,在川江木帆船上充当水手和纤夫的穷苦人中,也有许多是啯噜。 在外国轮船侵入长江以前,长江中、下游,即从四川重庆到湖北宜昌再到上海的航线上,无论是货运还是客运,主要都是依靠木帆船。“长江未通商以前,商贾运货。行旅往来,悉雇用民船,帆橹如织”(注: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74页。)。数量众多的木帆船,需要雇佣大量的舵工、水手及纤夫。据外国人观察,长江“上游船只,按其大小,可以分为三类。最大的船,平均六十至七十吨,需要水手十六人棹划船只,……另有八人在小引水船,又称五板,用作航行的前驱船。”至于下水船,“大号船需水手七十人,中号者约四十人,小号者二十至三十人”(注: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7-1338页。)。据有关资料统计,在外轮进入长江以前,从重庆到宜昌的航线上,共有船夫、水手、纤夫二十万人(注:聂宝璋编:《中国近代航运史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39页。)。这些船夫、水手们,漂泊在千里大江之上,随时有触礁或遭风浪而覆船之虞。纤夫们则挽着沉重的木帆船,在江边悬崖的崎岖小道上艰难地前进。他们的劳动,既艰苦又危险。因此,无论在劳动中还是生活上,均需要相互帮助,于是自发地结成水手行帮,称“川楚八帮”。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对川江上船夫、水手、纤夫们的艰苦劳动,作了生动的描绘。“大船用纤五、六十人,小亦二、三十人。船头仍用挠楫,上拉下推,逆流而上。遇滩则合三、四船之纤夫百余人共拉一船上滩,再拉一船,名为并纤。纤道忽上山巅,忽落岩脚,石壁横铁索,便扒换,或凿小石孔,仅能容趾,人如猿猱蹩躠,负纤而行。间有无纤道处,则全赖挠楫。船行江中,纤索上顶,声息不能相闻。船上设锣鼓,以锣鼓声为行止进退。纤绳或挂树梢,绊石上,则锣鼓骤发,纤夫行足。另有管纤者名‘k3k703.jpg挽’,无论岩之陡峭,树之丛杂,扑身脱解,倾跌所不计。纤绳挂住,船即转折不定,危在呼吸。若纤断,更不待言。江河之险,川流为最。川流之险,又莫过于峡中”(注: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艺文”。)。 当时川江河道之上的木帆船,由湖北荆、宜上水至四川重庆,所需水手、纤夫较多,而由重庆返回荆宜之船,则所需水手、纤夫为少,因而,往往有大批水手、纤夫滞留于川江上游的重庆一带。这些滞留者,有的沦为乞丐,有的则成了啯噜。 清人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也提到:“四川本鱼米之乡,不但本省民食充足,而且接济两湖、江南,民间生计,不甚艰难,惟游手好闲者太多,是以地方易于滋事。上曰:‘游民何以为是之多’?对曰:‘四川水陆通衢,陆路由陕西、甘肃,自宁羌州入蜀。水路由湖北宜昌至重庆,夔州入蜀。来往商旅,无论舟车,皆雇觅纤夫,负绳牵挽,盘旋而上。至蜀则纤夫无用,若辈到处无家,无资回籍,下水船只,不雇纤夫,流落异乡,群居为匪,是以每次办一啯匪大案,胁从者半属游民”(注:张集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19页。)。严如煜在《三省边防备览》中讲及更加明确、具体:“川东之可虞,时宜防范者,在大江之水手。川江大船载客货,由汉阳、荆宜而上,水愈急,则拉把手(即纤夫--原注)愈多。每大船一只,载货数百石,纤夫必雇至七、八十人。夔门不过经过之地,至重庆府即卸载。客商改雇小船,分往川北、川西南,其嘉陵、渠、潼、泸、涪等江,各有熟水道水手板主(即船主)另雇而行。荆宜所来拉把手,在重庆府河岸各棚待下水重载之雇募。下水重船需水手较上水为少,每只多止三、四十人。计重庆所至上水船,每日以十船为率,是水手来七、八百人。所开下水船,每日亦十船为率,是水手去三、四百人。以十日总计,河岸之逗留不能行者,常三、四千人,月计万余矣。此辈初至,尚存有上水身价,渐次食完,则卖所穿衣服履物,欠之,即成精膊溜矣(山中恶少无衣履赤身者,谓之精膊溜。--原注)。弱则为乞丐,强则入啯匪伙党”(注: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五《水道》。)。 从档案记载来看,早在乾隆末年,便有许多水手因谋生维艰而加入啯噜。湖北松滋人李维高于乾隆四十三年“推桡”来到四川巴县,与魏老虎等共五十人结盟,成为啯噜,至梁山县一带抢劫。四川重庆府人刘玉彩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五月加入啯噜,同伙20多人,在永川县抢劫,闻拿逃散,靠当水手推桡,又与啯噜周老么一同讨饭、抢劫(注:《朱折》湖广总督舒常折,乾隆四十六年九月七日。)。贵州青溪县人周德,因贫乞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来至四川巴县,入啯噜刘胡子等一伙,在该县马场抢劫布客商人银两,后又至巫山县一带沿江地方抢劫。湖南会同县人向群,靠撑木k3k704.jpg(木筏)来到湖北来凤县,再至四川觅工。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在秀山县入啯噜黄老么一伙,抢劫过往客人(注:(台)《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1辑,暑湖南巡抚李世杰折,乾隆四十七年二月二十八日。)。湖北监利县彭老三,在川江靠推桡(当水手)为生。乾隆四十六年三月,在梁山、垫江一带被黄大年邀入啯噜,随同抢劫(注:《朱折》湖广总督舒常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十六日。)。 清朝督抚大员们,多次奏报川江水手们加入啯噜之事。湖广总督舒常奏:“查啯匪始而结伙行强,继已闻拿四散,近来屡获之犯,或推桡寄食,或沿路乞丐。”(注:《朱折》湖广总督舒常折,乾隆四十六年八月二十五日。)四川总督福康安也奏称:“川省为荆楚上游,帆樯络绎,自蜀顺流而下。推桡多用人夫。自楚溯江而上,拉纤又需水手。往来杂沓,人数繁多,每于解维之际,随意招呼,一时猬集。姓名既属模糊,来去竟无考查。”“川省人多类杂,棍徒抢劫行凶,遂有啯噜之称。”(注:《朱折》四川总督福康安折,乾隆四十七年五月十二日。)川江上游的啯噜,主要在重庆夔州一带活动。湖南巡抚刘墉奏:“川省重庆、夔州二府,与湖广等省毗连,结党为匪者,每起或二、三十人,或四、五十人不等。每起必有头人,各‘掌年儿’,带有凶器,沿途抢夺拒捕”(注:《上谕档》乾隆四十六年七月二十三日。)。 从上述档案史料可知,早在乾隆后期,四川重庆、夔州一带川江沿岸便有许多由水手变成的啯噜,他们无以为生,便铤而走险,靠抢去为生,被称为“啯噜”。 嘉庆年间,川江上的啯噜更加活跃。据清吏韩晋鼎称:“查川省自邪教荡平以来,民庆屡丰,元气渐复。惟近来啯噜匪潜滋,川北、川东为甚,自五、六十人至一、二百人不等,或聚或散,忽东忽西。遇行客则肆行劫夺,入场镇则结党成群,而大江船只,劫掠更多。各州县等皆因该管上司以地方平静,不欲办此重案,遂后不禀报”(注:韩晋鼎:《奏陈四川应除积弊六条疏》,转自胡昭曦等:《啯噜考析》。)。 后来,这些由穷苦水手、纤夫转化而成的武装集团便顺江而下,来到湖北,湖南、贵州、江西,在这些地方与各种秘密社会的组织接触,逐渐向秘密会党转化。首先表现为在组织上较前严密。“拜把之后,不许擅散,有散去者,辄追杀之”。“遇追捕急,公议散去,始敢各自逃生。加未议而一、二人先散者,众共追杀之,其党极为坚固。”其首领称“帽顶”、“大五”、“大满”,会内之人编为大一到大十。这些明显地受江西边钱会、担子会之影响。边钱会、担子会首领便称“帽顶”、“老帽”,会内分为一肩到十四肩。其次,其活动已不局限于抢劫,开始讲仁义和劫富济贫。曾经充任啯噜子首领,后来担任清军提督的罗思举提到:“甲辰年(乾隆四十九年)余出外访友,途遇仁义弟兄陈际盛、汪蛮、马贵,询知伊等在九打杵樊哙殿偷窃商贾银四十两。余曰:我等弟兄先前结拜之时,原讲仁义,打富济贫,不许窃人财物,致伤义气。伊等即将银两付还,那商贾感谢不已”,“继至南坝场,瞥见杨某携家途乏盘费,卖女子周家,得银八两。临别,母女嚎啕痛哭。余睹情惨,如数称银以赎此女,并另送银三两做路费。其父女叩头感谢。”(注:罗思举自编:《罗壮勇公年谱》,振绮堂本,清光绪三十四年刊,第17页。)罗思举在自撰年谱中毫不隐讳地说:“我就是啯噜子”(注:罗思举自编:《罗壮勇公年谱》,振绮堂本,清光绪三十四年刊,第31页。)。虽然有学者认为在啯噜转变为哥老会的过程中,曾融入了白莲教、青莲教等成分,但尚无确据,而啯噜模仿天地会,却确有实据。那就是哥老会内有关郑成功在台湾开金台山和《金台山实录》的传说。 当我们抛开有关《金台山实录》等传说中那些虚构的故事情节,把它同官书、档案中的记载结合起来作综合分析,可以认为哥老会乃川江水手、纤夫们所结的行帮组织,顺江而下以后,在两湖、贵州、江西等省与各种秘密社会尤其是同天地会接触以后,受其影响而逐渐由武装劫掠集团向秘密会党转化。道光年间,郭永泰模仿天地会的组织、规约及有关缘起的传说,为啯噜子制订了规约,并为本组织之缘起编造了一个有关《金台山实录》的故事,把天地会的某些秘密文件加以模仿、改造,称之为“海底”或“金不换”。鉴于啯噜乃四川方言中“强盗”之别称,因此改进后的组织,便开始使用“哥老”、“哥弟”、“社录”等名称。在川江水手、纤夫中啯噜子演变为哥老会之后,四川、贵州等省山区,老林中的啯噜子继续存在,一直到清末。哥老会作为一个由水手、纤夫的行帮演变成的秘密会党,在形成以后继续在长江木帆船水手中秘密流传,并且逐渐发展到安徽、江苏一带,与晚清出现的另一帮会青帮相遇,两者既斗争又互相渗透。为了与青帮相对应,这一带的哥老会又称“红帮”。哥老会或红帮因为同水手、航船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各地哥老会和红帮的活动据点,便称为“码头”,其首领又称“舵把子”。 哥老会形成经历了一个较长的过程,从哥老会有关《金台山实录》的传说来看,大约在道光末年,即郭永泰将《金台山实录》“论凌桐阶照原本略加增改,以适应用”,命名为“海底”之年(注:刘师亮:《汉留史》,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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