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乱”与“兴废”：“镜鉴”模式下的记忆转向
    到了康熙帝那里，明孝陵的境遇与清初相比有所变化，不是被当做普通的“历代帝王庙”得到常规祭祀，而是受到了特殊的礼遇。康熙帝六次南巡途中，五次前往明孝陵谒陵，并且每次都是先派遣官员致祭之后，又亲自前往拜谒。康熙帝的五次谒陵，是对清初“隆礼胜朝”这一原则(23)的延续，同时又突出体现了两个主题：一是切实吸取历代兴衰的经验教训，二是伟大君主之间的惺惺相惜。(24)这两个主题均与“镜鉴”模式(Mirroring Paradigm)相连。在这一模式之下，一方面，与明孝陵相关的话语被改变了方向，独特的征服记忆和族群情感逐渐隐退，关于王朝治乱与兴衰的一般性历史记忆和反思逐渐凸显；另一方面，康熙帝本人也尝试着超越满汉征服的记忆，不是将自己和明太祖定位为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而是将两人定位为不同时代的胸怀大志的君主，甚至希望两人能够一同汇入儒家文化所推崇的历代圣君英主的谱系。
    1.王朝兴衰的前车之鉴
    二十三年(1684)十一月，康熙帝第一次南巡归途中，先是派内阁学士席尔达前往明孝陵致祭，后又亲自率领内大臣、侍卫和部院官员前往明孝陵拜祭，在孝陵殿前行三跪九叩之大礼。康熙帝以超常的礼节表示对前朝太祖的特殊礼遇，这让一些汉人知识分子深受触动。当时人记载，围观的有好几万人，一些人感动得流下了眼泪。(25)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首次亲谒明孝陵，康熙帝就体现了清醒的“以史为鉴”意识。有感于明朝后期统治的腐朽、孝陵故迹的满目疮痍，康熙帝“慨然久之”。此次谒陵后，康熙帝御制《过金陵论》。当然，康熙的所谓“御制”、“亲撰”，未必尽属亲力亲为，很可能是由汉人词臣根据皇帝确定的基调和思路撰拟初稿，然后呈请皇帝修改审定，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满人皇帝权威与汉人士大夫群体及汉文化传统的汇流。这是一篇模仿贾谊名作《过秦论》的历史评论文章，全文的主旨是总结明朝灭亡的教训及对本朝的镜鉴。文章先讲述了康熙帝所看到的衰败景象：
    岁在甲子，冬十一月，朕省方南来，驻跸江宁，将登钟山，酹酒于明太祖之陵。道出故宫，荆榛满目。昔者凤阙之嵬峨，今则颓垣断壁矣。昔者玉河之湾环，今则荒沟废岸矣。路旁老民，跪而进曰：若为建极殿，若为乾清宫。阶磌陛级，犹得想见其华构焉。
    文章继而感叹：
    夫明太祖，以布衣起淮泗之间，经营大业，应天顺人，奄有区夏。顷过其城市，闾阎巷陌，未改旧观，而宫阙无一存者。睹此兴怀，能不有吴宫花草、晋代衣冠之叹耶!
    为何会导致这种结果?文章梳理了明朝后期的历史，分析了内中的原因和应该记取的教训：
    承平既久，忽于治安。万历以后，政事渐弛。宦寺朋党，交相构陷，门户日分，而士气浇薄。赋敛日繁，而民心涣散。闯贼以乌合之众，唾手燕京，宗社不守。马、阮以嚣伪之徒，托名恢复，仅快私仇。使有明艰难创造之基业，未三百年而为丘墟。良可悲夫!
    有国家者，知天心之可畏，地利之不足恃，兢兢业业，取前代废兴之迹，日加儆惕焉，则庶几矣。(26)
    此时的康熙帝正当30岁的壮年，登基称帝已经23年，独立秉政也已15年。在此期间，他除掉了辅弼自己的元老重臣鳌拜，平定了在东南和西南地区拥兵自重的三名汉人诸侯，并且刚刚将台湾收归于清朝的有效治理之下。至于汉人对于作为征服者的满人的有组织抗争，则早已被平息下去。可以说，此时的康熙皇帝及统治下的清王朝，正处于宏图伟业蒸蒸日上的状态。在这种情境下，亲自来到相隔将近三百年的前朝创始君主的陵墓之前，康熙帝虽然还不能摆脱“满”与“汉”、“爱新觉罗”与“朱”之间的纠葛，但他对“兴”与“废”、“治”与“乱”的问题也极为关注，期望从前代王朝的成败得失当中寻求现实借鉴。这样的认知行为正符合儒家历史认识论的主流框架——“以史为鉴”，或者说“镜鉴”模式。(27)对于汉人士大夫而言，循着这一熟悉的认知方向来看待明孝陵，他们的情思所系，便不再是“亡天下”这一说法所传达的关于族群征服的创伤性记忆，而是关于古往今来并不稀见的王朝更替现象的一般历史记忆和时代沧桑感。而对于满人统治者康熙帝而言，这种认知模式的运用，则意味着他已经能够把握中华文化的精髓，懂得如何从儒家经典和汉人历史中学习为君之道。
    追求和贯彻汉人经史中所昭示的为君之道，这在康熙帝那里并不是一种表面姿态，而是一种自觉的意识，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康熙五十年(1711)，他接到以诸王、贝勒、贝子、公、大学士、九卿、文武大小官员及生监百姓名义呈递的一份奏疏，称赞他“峻德弘功，实与帝尧比隆”，请求为他加上“圣神文武大德广运”这一尊称。奏疏中并且特意提到“南巡江宁，于明洪武陵复屡经拜酹，优礼胜国之君，用尽执谦之节，此又前史所未见也，惟我皇上镕经铸史，酌古准今，故凡所措施，悉高出于前代帝王之上”。对此，康熙帝批复说：
    朕自幼读书，历观经史，持身务以诚敬为本，治天下务以宽仁为尚。此心此念，恪守五十年，夙夜无问，即纤悉细务，不敢稍有怠忽。尝观古昔帝王，君临天下之久，能持终者盖鲜。……史书所载，加上尊号等事，徒为先儒所讥，有何善处而欲行之?这所奏知道了!(28)
    康熙五十八年，以谕旨形式告诫大臣们不要徒事虚文，而应讲求实务：
    朕披阅史书，历观古来帝王，因深知为君之难。……今天下大小事务……无论钜细，朕必躬自断制。……凡有论说，诸臣不过敷陈颂扬套语，如“励精图治、健行不息、圣不自圣、安愈求安”之类，若与不读书者言之，甚觉可听。朕读书明理，凡事皆身体力行，此等粉饰浮词，六十年中，盈溢于耳，久已厌闻。尔等务须实心任事，尽去虚文，于国家方有禆益也。(29)
    看来，爱新觉罗·玄烨直至暮年依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借助于儒家文化的教导及历史兴衰的经验教训，他很清楚一名伟大的君主到底应该怎样做。
    2.伟大君主之间的惺惺相惜
    康熙帝五次亲谒明孝陵，都表达了对明太祖的极力推崇和惺惺相惜。
    康熙帝第一次谒明孝陵之举，即体现了对于常规礼仪的突破。还在杭州时，他就谕令大学士等：“明太祖，一代开创令主，功德并隆。朕巡省方域，将及江宁。钟山之麓，陵寝斯在。朕优礼前代，况于其君实贤，可遣祀如礼。”(30)抵达南京、派遣内阁学士席尔达致祭明孝陵之后，他又对大学士明珠等人说：“明太祖陵，已遣官致祭。但朕既抵江宁，距陵非远，其亲为拜奠。”(31)亲自谒陵之后，他又谕令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对明孝陵加以保护：“明太祖天资英武，敷政仁明，芟刈群雄，混一区宇，肇造基业，功德并隆。其陵寝在钟山之麓，系江宁所属地方。……嗣后尔等督令地方各官，不时巡察，务俾守陵人役，用心防护，勿致附近旗丁居民，仍前践踏。所有春秋二祭，亦必虔洁举行，以副朕崇重古帝王陵寝至意。”(32)对于年轻的康熙帝来说，明太祖是历史上距离自己最近的开创了宏图伟业的君主，这份推崇也表达了他努力成为一代英主的自我期许。
    二十八年(1689)二月，35岁的康熙帝在南巡归途中第二次亲谒明孝陵。(33)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南巡途中，康熙帝还亲自祭拜了位于浙江绍兴会稽山的大禹陵。礼部一开始的意见是，依照五年前致祭明太祖陵的成例，遣官致祭后，再由康熙帝亲自前往奠酒即可。康熙帝认为这样的规格还不够：“尧舜禹汤，皆前代圣君。遣官致祭后，方亲诣奠酒，未为允惬。禹陵朕将亲祭，祭文内可书朕名。”(34)于是，他“亲撰”祭文，率领扈从诸臣前往大禹陵致祭，“行三跪九叩礼”。(35)随后又“御制”一篇《禹陵颂》，表达了对大禹的“仰止高山，时切景行”(36)之意。大禹陵现场的破败，让他颇为不悦，遂谕令闽浙总督王骘等督令地方官加意修理。作为儒家文化中的圣人形象，尧舜禹汤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尊崇。作为入主中原的满人统治者，康熙帝在大禹陵前以逾越常格的三跪九叩礼仪表达仰慕圣人功德之意，此举传达了正当盛年的康熙帝与古代圣人相互比肩的宏伟抱负，体现了他主动将爱新觉罗家族的帝业汇入中华文明正统谱系的意味。
    三十八年(1699)四月，45岁的康熙帝南巡归途中第三次亲谒明孝陵。(37)关于此次谒陵，身边的大臣曾经有过不同意见：“谕大学士等曰：明代洪武，乃创业之君。朕两次南巡，俱举祀典，亲往奠醊。今朕临幸，当再亲祭。大学士等奏曰：皇上两次南巡，业蒙亲往奠醊，今应遣大臣致奠。上曰：洪武乃英武伟烈之主，非寻常帝王可比。著兵部尚书席尔达致祭行礼，朕亲往奠。”(38)大臣们可能觉得康熙帝对朱元璋太过礼遇，康熙帝则坚持认为朱元璋乃是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帝王，配得上如此特殊的礼遇。最终当然是以皇帝的意见为准。康熙帝亲自改定祭文如下：
    帝天锡勇智，奋起布衣，统一寰区，周详制作，鸿谟伟烈，前代莫伦。朕曩岁时巡，躬修醑荐，仰其遗辙，不囿成规。兹因阅视河防，省方南迈，园林如故，睇松柏以兴思；功德犹存，稽典章而可范。溯怀弥切，奠酹重申，灵其鉴兹，尚期歆享。(39)
    鉴于明孝陵毁损较严重，康熙帝下令加以修葺，并且钦赐御制“治隆唐宋”匾额，在明孝陵悬挂。(40)这次谒陵过程的细节，再次透露了人到中年的康熙帝对于往昔英雄的惺惺相惜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