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幕末日本对太平天国的关注
    太平天国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并使1840年以降西方殖民主义者与清廷的关系发生复杂的格局变化，而且其影响也涉及正处在开国之际的日本。江户幕府密切关注的西邻中国发生的大事变，继鸦片战争之后，便是太平天国与清朝间的战争（简称“太平战事”），这与日本自身的国情大有干系。
    幕末日本阶级矛盾尖锐化，文化至天保年间（1804-1843）爆发“百性一揆”（百姓揭竿而起）达320余次，1837 年由阳明学者大盐平八郎（1793-1837年）领导的大阪贫民起义规模最巨，造成强烈社会震撼。（注：1590-1867年间，日本共发生农民暴动2809次，平均每年10.1次，而1861-1867年间，平均每年27.8次，见青木虹二：《百姓一揆的年次研究》，新生社，1960年版，第13-18页。）距此不过十余年，从清国传来太平天国起事消息，日本民间流传，太平天国领袖洪秀全是大盐平八郎养子格之助转世，可见日本人是把日中两国先后发生的民众暴动互相比拟的。
    幕末负责财政及海防、外交事务的臣僚川路圣谟（1801-1868）在所著《游艺园随笔》中认为，大盐平八郎起事兵败，与养子格之助一同“焚身自杀”的说法并不可靠，因现场所见估计是大盐父子的尸体，“面部等已烧毁，疑事也”。有关大盐平八郎的终局，日本民间传说纷纭，有渡边华山的大盐登上美国船之说。有大盐乘船去竹岛（日本和朝鲜海域交界处的岛屿，朝鲜称“独岛”），渡海赴朝鲜之说。有秋筱昭足碑文载大盐“避迹欧罗巴”之说。更广泛流传的故事则是，大盐并未去欧洲，而停留在中国内地，一说称大盐在长崎与中国人周云山（后名冯云山）相遇，并和他同渡清国；另一说，洪秀全、冯云山遇“东海伟人”，得其指教，而这“东海伟人”正是大盐平八郎；另外，更有大盐的养子格之助演化为洪秀全的故事。凡此种种，当然是无根之谈，却反映了日本民众对大盐平八郎的怀念，由怀念进而将大盐平八郎起事与太平天国联系在一起，使大盐故事得有续篇。这种英雄死而不亡，变身为新英雄的民间传说，在日本不乏其例，如相传源平之争时勇猛善战的武将源义经（1159-1189）战死后，变身为蒙古天骄成吉思汗（1162-1227），征服中亚和东亚；而大盐平八郎经由义子格之助变身为洪秀全，是变身故事的又一例子。研究中日文化交流史的学者增田涉（1903-1977）分析这种现象所反映的民众心态说：
    这种对不幸英雄人物的同情与爱惜也使大盐平八郎在大陆上再生，成为席卷中国大陆十五六省的英雄，使其养子格之助登上“天王”之位，组织成英雄变身谈。（注：增田涉《西学东渐与中日文化交流》，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
    既然日本人如此重视太平天国，并将其与日本十多年前发生的民众暴动交织在一起，江户幕府当然要格外留意这场发生在近邻的大规模农民战争。
    有关太平天国起事的消息，较早是1852年（清咸丰二年，日本嘉永五年）冬，由“唐风传书”，经长崎奉行呈递到江户幕府的。这一“唐风传书”由两艘唐船的船主（分别为江星畲和杨少棠）提供，其关于太平天国起事的叙述，多影响模糊之词，如称“广西贼匪其首姓朱，余党凌十八等烧香聚众”，内有“谋臣洪大全”、“伪臣洪秀全”等。而所述进军路线为广西-湖南-湖北，则符合实际。这份“唐风传书”又说，“于十一月间唐船开驾之时闻得，湖北紧要地方名汉口，亦径失守，不知的确，然而果然汉口失所，更易蔓延别处”，这一消息也是真实的。（注：《海防续汇议》卷7所收《清国骚乱话》。）总之， 驶抵长崎的中国船只，带来了太平天国起事消息，其间虽然有不确的误传，却毕竟报道了这次大规模农民战争的基本动向。
    另一“风传书”则把太平天国的首领说成是广西省浔州府高（桂）平县木炭商人朱天德，据称，朱为明朝后裔，起事后以“天德”为年号。（注：《续太平年表》嘉永六年条。）类似的说法不断从中国传至日本，一时之间，江户幕府和日本民间都以为，太平天国是一次由“明之皇孙”发动的复明运动，首领为朱姓，主将为洪姓。1853年（嘉永六年）从朝鲜传来北京将要陷落的消息，（注：《幕末外国关系文书》三，引《高丽环杂记》。）这可能与当时太平军北伐，林凤祥（1825-1855）、李开芳（1826-1855）部攻入直隶有关。同年的“和兰风说书”与“别段风说书”载有太平军占领南京的消息、北京即将陷落的消息、清朝向朝鲜请求救兵的消息。1854年7 月（嘉永六年六月）编写的《清国骚乱话》则指出北京陷落、咸丰皇帝逃往朝鲜纯系讹言，南京被夺是事实，清朝与太平天国之间的胜败未定。这是一种比较准确的报道和推断。1853年2月（安政元年一月）， 时任露使应接挂的川路圣谟访问露舰（俄国军舰）“巴鲁拉达号”，询问北京是否被夺，清帝是否逃亡鞑靼？显然是企图澄清此类传说。
    1853年3月（嘉永六年二月）日本“荣力丸”船员文太因海难， 飘流至上海乍浦一带，逗留一年半，1854年8 月（安政元年七月）方返回日本，文太耳闻目睹了太平天国真实情状，学正堀熙明据其谈话，编述《荣力丸漂流记谈》二卷，其中纠正了“朱天德为首”的误说，但仍认为太平天国的目标是反清复明，并对清朝的腐败和割地赔款多有批评，又赞扬太平军纪律严明，不施暴政，受到民众欢迎。
    概言之，嘉永-安政间传入日本的关于太平天国的消息，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日本人更关切双方胜负可能给日本带来何种影响，太平军占领北京是否会引起日本民众的仿效性反应。总之，“明清合战”“于本邦利与不利”，是江户幕府最关心的问题。重视海防的岛津淡路守（1809-1858）于1853年9月（嘉永六年八月）提出， 清国动乱的余波可能到达日本，沿海各处应加强防范。（注：《海防续汇议》卷2，收《岛津侯议》。）
    1854年8月（安政元年七月），间断了一年多的中国航船两艘， 再度从上海乍浦来到长崎，一艘名“丰利船”，一艘名“源丰船”，江星畲、杨少棠两船主带来《粤匪大略》一书，立即被长崎奉行递呈江户幕府。该书纠正太平天国是明裔复国的误说，又描述道，太平军攻入南京后，“满洲城杀戮再惨，男妇幼孩不留一人，百姓尚可偷生，高大房屋均为公馆，男人当差，或担水，或扛抬物件，女人关闭一室，虽夫妇不能见一面”（注：转引自《幕末日本人的有关太平天国知识》，《明治文化史论丛》第476页。）。对太平军在南京屠戮满城， 及太平天国辖区的军事共产生活有所表现。文中称太平天国为“贼”、“贼匪”、“逆匪”、“长发贼”、“长毛贼”。经幕府翻刻传播，《粤匪大略》一类站在清廷立场，介绍并评析太平天国的书籍，得以在日本流行，其观点也为日本多数官民接受。 1862 年乘“千岁丸”访沪诸藩士无一例外都对太平天国怀着敌意，其纪行文，均以“长毛贼”称太平天国，认为其“以邪教惑溺愚民，酿成大乱，灾及十省”，表明访沪藩士们在日本国内已经形成明确的太平天国否定观，经上海行，这种观念又得到强化和发展。
    如果说，在19世纪40年代，开国前夕的日本，只有幕府执政者和少数知识精英关注鸦片战争，民间对此所知尚少，那么，进至50年代及60年代初，开国的日本社会各阶层都对西邻中国爆发的太平战事发生兴趣，从幕府、诸藩到民间，都搜求太平战事消息，并且已不满足于由中国进口的文献。自1854年（安政元年）以降，日本人编撰出版了一批取材太平天国的“军谈”书刊，如《清明军谈》、《外邦太平记》、《清明合战记》、《云南新话》等等，还不断继续了解太平天国新动向。1862年（清同治元年，日本文久二年）前往清军与太平军交锋前线上海的幕府使节团，理所当然地负有就近观察战争实态，并搜集有关文献材料的使命。
    使节团随行的藩士中，某些人（如高杉晋作）此时正酝酿在日本采取具体行动抵御西洋人侵略，并反抗幕府镇压，故希望在上海观战，取得实战经验，因此每闻炮声则欣喜异常。长州藩士高杉晋作6月4日（五月七日）的日记写道：
    或云，是当长发贼袭支那之炮声，予乃以为，此言信，则予亦可得观实战，心私喜焉。（注：《游清五录·上海淹留日录》。）
    6月7日（五月十日）的日记又写道，听说太平军已到了上海三里外之地，“官人闻之大警，予却喜焉”。（注：《游清五录·上海淹留日录》。）这都是高杉急欲取得真切战争经验的心情流露。他回国后组建奇兵队以抗英，后来又以奇兵队同幕府作战，均与这次上海行的战争体验有一定关系。
    隐身为“千岁丸”水手的萨摩藩武士五代友厚也对太平天国战事兴趣浓厚，五代本人没有留下相关文字，纳富介次郎的《上海杂记》记述了五代私自一人到上海郊区观战的过程。其他如中牟田仓之助、名仓予何人、日比野辉宽、峰洁等藩士也注目太平战事，或实地观操，考察新式枪炮，或向行伍者调查，口问笔录。他们的上海纪行文字中，关于太平战事的比重颇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