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民占优势的东亚国家(如中国、日本、朝鲜),其近代化进程没有像西欧那样呈现市民革命形态,而是以农民的土地诉求为底流,中国爆发太平天国革命,朝鲜爆发甲午农民战争(东学农民战争)便是激烈表现。日本虽然农民的土地要求同样强烈,却因掌握社会变革枢纽的武士阶层的选择,避开了大规模农民战争等全国性下层暴力反叛运动,走上改良的维新之路,这与日本武士阶层的历史观和价值取向颇有干系。 日本的幕末维新和明治维新,采取拥戴天皇的自上而下的改革形式,试图以较轻微的震撼,谋求社会转型,其办法是藉助天皇的权威,井然有序地实现社会进步。这种选择的根据是:天皇及天皇为首的朝廷是日本民族的精神依托。正如高杉晋作所说: 天下益衰,诸侯益惧,唯一可依赖者,天朝而已。(注:《东行先生遗文书翰》,第15页。)此处“天朝”,指天皇代表的朝廷,与幕府形成对应关系。幕末维新志士的这种选择,当然是日本自身历史条件(如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天皇-幕府”二元政治结构)的产物,但幕末形成的“太平天国否定观”,即对于自下而上的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恐惧,也在这种抉择中起了点化作用。以访沪藩士为例,他们在上海对太平战事的观察和体验,集中到一点,便是认为农民战争必将导致内乱、并加剧西洋人入侵造成的外乱,使得国将不国。高杉晋作在长崎逗留时,从美国传教士威廉那里获悉,美国发生南北战争,双方胜负未决。而“支那亦然,此节强贼纷起,南方尽为所占,同美利坚的南北战争相似,但比美利坚的情况更复杂的是,支那还有外乱,美利坚仅有内乱。”(注:《游清五录·长崎淹留杂录》。)高杉指出: 我从传教士介绍的情况中推察,外患、内乱并作,是最值得忧惧的,……而内乱比外患更可怕。(注:《东行先生遗文·日记及手录》第87页。) 中牟田仓之助关于农民战争将导致内乱,外患并发,有更具体的分析-- 长毛贼信仰耶稣教,又多用外国器械,大炮也是学洋人的(英国人说是美国人给与的,或说是英国私下给与的)。英吉利虽然帮助清朝防御长毛贼,但耶稣教私下向长毛贼提供好器械。长毛贼以推翻清朝、夺取政权为目标。长毛贼又信仰耶稣教,英吉利由自己的利益和宗教信仰出发,对于太平天国和清朝间夺取天下,究竟持怎样的态度,其策略尚难以定论。(注:《子爵中牟田仓之助》引述。) 这一分析的要领是,太平天国与洋人既然宗教信仰相似,便有相互结合的可能,如此,便内乱、外乱交织一片。这正是日本最须防范的。 “千岁丸”访沪见闻传回日本,对幕末志士影响不小,久坂玄瑞于1862年9月(文久二年八月)撰《角腕痴言》, 便从中国的太平战事引申到对日本局势的预测-- 夷狄吞噬掠夺,贪得无厌……英佛干戈恣意指向皇国,这与支那长发贼威势甚炽颇有关系。万一长发贼与英佛相结合,英佛必然寇犯我国。(注:野史台编《维新史料》。) 从高杉、中牟田、久坂等人的言论可以清楚看出,发生在西邻中国的太平战事,给日本维新志士的教训是:力避下层民众暴动,以杜绝社会动乱,尤其是谨防内乱、外患并作。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维新志士虽有种种个人冒死犯难的暗杀行为,却不发动下层民众起事,而走上一条依靠天皇权威、自上而下、有秩序的变革路线。应当说,访沪藩士进一步强化的“太平天国否定论”,对于这一路线的择定是起了作用的。 有些学者认为,太平军起事,对高杉晋作回日本组建“人民武装”--奇兵队有所启发,此说含义不确,笔者不敢苟同。太平天国在高杉晋作等访沪藩士眼里,是一次负面意义的暴乱,高杉决不会将自己组建的奇兵队与太平军相比拟。从逻辑上看,高杉组织与“正兵”(藩军)相对应的由下层武士和庶民编练而成的“奇兵”,很可能受到中国的湘军,淮军这类由乡绅领导的民间团练武装的启发。1863年6 月(文久三年五月),长州被法、美舰队攻击,长州藩主束手无策,急招赋闲家中的高杉晋作,高杉献策曰:“当今之时,食肉之士不堪用事。吾以为应招募身强力壮者另外组织一支军队。”(注:转引古川熏《高杉晋作の一生》,新人物往来社1978年版,第180页。 )这便是与藩国正规部队“正兵”相对的“奇兵”。其组织原则,一为“匹夫之志不可夺”,“招募有志者”,“不论藩士、陪臣、轻卒,一视同仁”;二为设日记(功劳簿),赏罚分明;三为队法“不拘西洋式或日本式,各得其用,以能接战为宜”(注:《东行先生遗文·书翰》,第106-107页。)。这些行之有效的组军办法,都与高杉上海行的见闻相关,从募兵原则到战法原则,都与淮勇暗合。在上海观操、闻战,增加了高杉晋作等藩士的实际军事知识,尤其是高杉在上海目睹了英法联军的后膛枪炮,对这些新式武器及现代战术有了切身感受,认识到个人武技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已相当有限,从而放弃对传统武士的迷信。这对他日后组织由下层武士、农民为主体的“奇兵队”(注:奇兵队员身分不明者占10%,藩士占44%,农民占38%,神社职员占4%。), 以取代全由武士组成的“正兵”(潘军),无疑具有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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